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融通章今 卓然特立 ——吕洪年书法试论

2016-11-10 17:05:01
曹 建


孙过庭《书谱》有言:『古不乖时,今不同弊。』这句看似简单的话,真正践行起来却有着相当的难度。吕洪年先生以其章草书风践行着这样一条书家成功之路。吕洪年先生书法,有其独特的书法渊源、书风选择,其书法风格融合章草与今草,不以「章」废「今」,与二十世纪章草书家既有相似追求,又有着不同取法。就其书风而言,大致以章草为本,以今草为宾,辅之以学问,强之以骨气,贯之以大道,堪称一代大家。

一、书风渊源

书法家的风格来源,往往与其思想观念、个性气质以及环境、时代密切相关。就吕洪年先生的书法风格形成来说,不随流俗的个性、求真务实的学风、休闲宽容的环境与求变图存的时代风气无疑都是较为突出的因素。

首先,就其个性而言,其耿介的个性在成都文人圈中有着相当的名气。其不随流俗、不与世相俯仰的为人处世使其在相当程度上有着自己较为强烈的个性,而这种个性又促成他孤高的品格,进而促成他在书风上注定其不盲从、不跟风、拒流行。正如先生《草书法式五种叙》所言:『余鲰生小儒耳,乍惊世变,托足无门,其胸中不可磨灭之气,一寓於书。』『卅年来,摒棄篆隶分真,专致力於草,涉之既久,而后知草书之嶽峙渊渟,高逸超妙,神行气驶,点画生姿,非使气发疯所可跂也。』

其书风选择以章草为主,糅以今草,在书法上以倡明草法,复兴草书为己任,也有着与世人不同的书学观念。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不择熟径择生径』的观念本身与其思维、性格也不无关係。

这种选择,源於吕洪年先生的个性、思维,又与成都之环境密切相关。成都向来以其休闲的生活方式而闻名於世,在这种闲适的生活格调中,保有个体生活的自足、鲜活的个性,几乎成为成都人生活的一种主要方式。或许正是这样的生活方式,使成都人在生活方式、艺术风格选择上与潮流总保持一些距离,而这种距离又正好反过来成就了一些挺然风气之外的大师。赵熙如此,谢无量如此,吕洪年先生亦是如此。

吕洪年自署四川仁寿人,1911年生在成都。1984年后的1994年在成都以四川文史馆馆员的身份去世。与曾在文史馆领薪的一大批人一样,吕洪年先生孜孜不倦地沉浸在学术的氛围之中,周遭交际的也是一批文人学者。他的耿介绝俗在成都文人圈内頗有名气。少年时进入受湘人王闿运影响较大的四川国学院,使他的学术起步就有相当的高度,而后来师从晚清举人徐炯和进士宋育仁又使他得以辞赋见长,蜀中硕儒杨沧白、谢无量等人的指授更是他后来成就的助缘。他青少年时期的同学中,蒙文通为鼎鼎大名的学者,周菊吾为著名学者、篆刻家。冯建吴曾为其刻『息翁吕氏』、『仁寿吕氏』等印,周菊吾为其刻『吕洪年印』。与这样一批学者、艺术家的先后交往无疑会影响到他的学业与书法。如果以二十世纪上半叶成都文化圈的影响而论,吕洪年应该为西蜀文化圈中的典型之一。就入世的事功论,其参与创立四川省图书馆、成都市自来水公司,已经是填补空白的成就了,而於经学、诗词、文物等的研究赏鉴更是他不应该被人忘记的重要理由,书法则是其应该随时间推移而渐显的艺术门类。

就时代而言,晚清以降,在康有为倡导碑学革命的大潮中,许多书家都望风而影从。能够挺然碑派之外的书家从晚清以来並不太夥。不过,比康有为年长而与其时相过从的沈曾植能独领章草之风,在实践上与康有为拉开了距离。沈曾植在政治上可以说是康有为的早期导师,《广艺舟双楫》就是在沈曾植的建议下完成的。回首来看,康有为尊碑不排斥章草的主张与沈曾植不无关係。如果从沈曾植倡导章草之初的想法而言,他並非是想调和康有为与王羲之,其本意似乎在纠正康有为之偏失。就此而言,选择章草在晚清以降有着其时代审美的必然烙印。或许正因这种关係,章草之风得以与碑派並生,而独立於二十世纪书坛,堪称一道亮丽的风景。其中的代表人物,以沈曾植、王世镗、郑诵先、王蘧常等书家为有名,而四川吕洪年先生也正因为在后碑派时代选择了章草而卓然立家。

二、书法风格

虽然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于右任提倡的标准草书运动也是要普及草书,但是其方法更偏重使书写速度加快而以重新认定的《标准草书》字形为学习对象。在这一点上,吕洪年先生主张草书创作不应该与行草相混淆,其字形当合乎草法,使转应纵横无碍,神行气驶,浑融无跡。他选择章草中的《章草千字文》、《急就章》以及今草《稿诀》、《怀素千字文》、《草诀百韵歌》字形加以整理,书写成《草书法式五种》『以为后生轨范』。其1971年所作《写定〈草诀百韵歌引〉》为证:

《草诀百韵歌》,旧伪题王右军撰,或书宋米芾撰。歌曰:『习观二王跡』,其非羲献所作,明矣。元章词翰秀发,何事为此拙劣之文?然明人范文明作《草书辨疑》,多引此诀以辨草法,则其来旧矣。杨升庵《丹铅录》云乃宋人编成以示初学者,托名於羲之,信然,信然。歌括之作,肇於朔方,本不可以言文,而作者思滞比拟,牵强成句,遂於草法转有所失,近人王鲁生作《稿诀》以纠之,良是。然歌中时存古字古义,盖有所承授,固非率尔之作也。……於是稽法帖、审異文,发愤写定,更其误谬,间有所明,别下批注,庶几使转有则,下笔有由,以为后生轨范云尔。

范文明,字晦叔,明万曆年间人,善诗赋、攻六书。其《草书辨疑》就当时见到的古人草书法帖与世传《草诀百韵歌》相对照,辨疑81处。可以肯定的是,吕洪年先生对范氏此书有过仔细研读。而对於杨升庵《丹铅录》的引用更进一步说明其研习深度。至於王鲁生《稿诀》则是近人著作。短短200来字,句句有出处,字字费推敲,既肯定前人之得又发现其不足,将自己写定《草诀百韵歌》的缘由交代得清清楚楚。

关於章草之名,他认为,以章草为『章帝所书,或为施诸章奏,皆臆说也。』他以新出土长沙战国墓与湖北楚墓出土毛笔进而推论史游前已有草书,证明『草书之名,肇於战国屈原,属草稿,未定其草书之权舆乎?』这种观点,虽然不能确指,但是其将草书形成时间往前追溯却有着合理性。这在二十世纪出土的许多简牍书法中可以得到确证。

关於草书技法,他有许多精辟的见解。他解说『银钩虿尾』,认为『行笔瘦劲是为银钩,一捺重按便成虿尾』,一语道破玄机。对於草书的抒情性,他认为草书不是『发疯使气』,批评明代草书『使转脱略,省之又省,联文则识,独标莫辨』。

对於取法对象的精深研究,是吕洪年先生书风形成的源泉。

融通章今,蔚为新声,是吕洪年先生章草风格区别於二十世纪其他章草书家的地方。

吕洪年认为草书创作应该融合章草与今草:『两者融通,则雍容大雅,神恬笔畅,继唐贤之轨则,摘二王之精英,庶几别有风格,蔚为新声。』在他的草书作品中,处处可见这种融合的跡象。他并不因『章』废『今』,相反,他主张用今草补益章草,以救时弊。他认为:『若夫崇章遗今,则专谨而少生韵;崇今无章,殆难高雅。两者融通,则雍容大雅,神恬笔畅,继唐贤之轨则,摘二王之精英,庶几别有风格,蔚为新声。』其《校训章草急就章叙》云:『呜呼,章草行将绝矣!今学草而不及章,不亦数典而忘其祖乎?』

或许正因为其对於章草与今草融合的努力,他的章草面目显示出特立独行的风格范式。正如蔡显良兄所言:『洪年先生的章草书作品当中,最耐看、最让人激动的部分,恰恰是他的那些使转如意、萦带轻松,在章草中加入今草流动笔意的那一部分作品。也许是由於兼习今草之故,洪年先生的多数章草书作品均属以章草为主体,兼有今草流动笔意的这类作品。』『他的这一类作品非常地驾轻就熟,圆融无碍地打通了章今二草,牵丝连带处用笔畅快顺心,顿折侧锋处也坚实果决,既有痛快淋漓的今草势态,又不失章草的规矩法度。这些作品既是他的得心应手之作,亦应是他最成熟的书法艺术作品。』

从书法史意义上来说,这种观念直探草书本源,有着相当强的洞察力,也有着数十年的超前意识。在二十世纪,当碑派书法使许多人感到无路可走的时候,以帖救碑、以考古材料救碑、突出形式感等等手段成为许多图变求新之士的创变之路,而以振兴草书来引领潮流却颇为难能。于右任、毛泽东在草书上的成就有目共睹,吕洪年先生也在这一点上与于右任、毛泽东等人的书法主张遥相呼应。

反思二十世纪书风,这种以草书的复兴为创变的主张,确有其高瞻远见。当历史发展到二十世纪末以来,随着大量精美印刷品的问世,诸多书法真跡得以『飞入寻常百姓家』。人们在学习书法的时候,常常面临仿真的行草与模糊的楷书范本同置书桌的情况。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许多人逐渐意识到帖学之不可废与草书复兴的必然,『棄碑从帖』或『学自帖始』成为风气。这种风气的兴起,在观念承传上来看,与吕洪年先生这样的老一辈书家的倡导不无密切的联繫。

三、书法之影响

从书法观念来说,吕洪年先生为二十世纪章草书家的主要代表。这种求新图变的观念在相当大的程度上代表着世纪之风。从其影响而言,其学生、子侄辈多有受其沾溉者。可以预见,随着本套丛书的问世及其传播,吕洪年先生的影响一定不祇局限於巴蜀一隅,而应在当代帖学尤其草书复兴之路上发挥更大的作用,进而会有更大的影响。

与于右任的碑帖融合不同,也与王遽常从碑学出发的草书创作有别,吕洪年先生是二十世纪从章、今融合角度域努力恢复帖学传统並成功践行的第一人。

综观当代书坛,名家满天飞,名实相符者却往往罕见。向来信耳不信目的人常常慑於名家名气而不愿相信自己的眼睛、脑子,而书法历史中也还殷鉴不远:许多生前名气响亮的人百年之后往往颇为寂寞。或许,名气是有一个总量的,生前使用完了,身后就没了。相反的例子是,许多生前名声并不太响亮的人,身后却声名鹊起。当然,有的或许要在很多年以后纔会被人意识到。王羲之被确立书圣地位就已经是在其去世三百年后的事情了。从这个意义上来说,重新认识吕洪年先生的书法,给他一个历史的定位,或许是时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