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论草书大师吕洪年先生及其理论

2016-11-10 17:05:16
杨代欣

今年是我的老师吕洪年先生一百周年诞辰的日子。吕洪年先生是我国现代一位被埋没了多年的草书大师,是一位正直的敢於直言的品德高尚的知识分子,是一位功力深厚知识渊博的学者,又是一位责任心极强的敢於向学生作『狮子吼』的忠厚仁爱的长者。


【一】


草书是书法艺术的多种书体中变化莫测、表现力最丰富、笔墨技巧最複杂、情绪宣泄最充分的书体。它在中国书法艺术史的发展演变中佔据着特殊的地位。

南宋著名学者张栻认为:『草书不必近代有之,必自笔札以来便有之,但写得不谨,便成草书。』(《南轩集》)就是说什么时候开始了写字,什么时候也就出现了草书,不过此种草书並不是我们现在所指的草书,而只不过在书写的当时书体进行了草化而已。

草,是相对於正而言。著名古文字学家裘锡圭也认为:『「草」字在古代可以当粗糙、简便讲。草书之「草」大概就取这种意义。「草书」有广狭二义。广义的,不论时代,凡是写得潦草的字都可以算。狭义的,即作为一特定字体的草书,则是在汉代纔形成的。』(《文字学概要》)如果将字写得杂乱,随意而潦草,比如文稿书信的起草,就被称为『草稿』,这就是张栻认为的那样,是广义的草书,包括草篆、草隶,章草,今草则是属於狭义的草书。

从写字草化到草书符号的形成,其间经历的时间是漫长的。但有一点可以肯定,草书符号並不是从楷书中得来,而是篆书隶化和篆书草化相互交融的最终结果。草书符号的最显明特征就是笔画与笔画之间的连接,包括了上下连接和左右连接。篆书一般取纵势,它为上下连接提供了方便;隶书取横势,它使左右连接成为可能。这在《侯马盟书》、《楚王盦感鼎铭》都可以明显地看到这种倾向,特别是秦代的《苏解为陶器盖》就完全是草化的篆书了。裘锡圭於是认为:『早在秦国文字的俗体变为隶书的过程里,就出现了一些跟后来草书相同或相似的草率写法,如把「止」旁写作「之」之类。隶书形成之后,这些草率写法作为隶体的俗体继续使用,此外还出现了一些新的草率写法。草书就是在这些新旧草率写法的基础上形成的。』(《文字学概要》)

可以认为,草书的产生源於篆隶,它不完全像东汉赵壹《非草书》中所说的:『盖秦之末,刑峻网密,官书烦冗,战攻並作,军书交驶,羽檄纷飞,故为隶草,趋急速耳,示简易之指……』草书产生的上限(广义的)起码在春秋时期。

草书的发展大致可分为早期草书、章草和今草三大阶段。

早期草书主要是以篆书、隶书为依托而产生的一种草写书体。早期草书一般有篆草、隶草等。所谓篆草就是篆书的草写,但它並不一定就是草隶的形态,它应有行书的用笔和构成意趣,也就是它也许正在向草书靠近。清人孙星衍《〈急就章〉考異序》指出:『草书之始,盖出於篆。或以为「解散隶体粗书之」,非也。』孙氏此论甚有远见,他这里所指的『草书』只是含有其因素,即最多可以看作是草书的萌芽,而且是处在篆书流行之时。至於早期草书中的『稿草』与『章草』、『隶草』和『草隶』的问题,也是有其区别的。我们需要强调的是古代书法艺术的实用性与艺术性是紧密相连的。『稿』与『藁』通,稿草又可称为藁草或藁书,意思是起草、写稿方式的草书,由於是稿子,所以写得草率、省便。『稿草』与『草稿』的含义是有区别的,『草稿』是初稿或非正式稿,並不是草写或草率的稿;而『稿草』是草书的一种称谓,但它又不属於严格意义上的章草,『稿草』要自由随意得多,正如张怀瓘《书断》认为:『草书之先,因起於草』也就是说『稿草』有草书的因素而已。

『隶草』和『草隶』也是两个不同的概念,只是意近,但並不一样。『隶草』是隶书的草写,但並不是完全的章草,它虽然显示了『解散隶体粗书之』和『章草,隶书之捷』的发生所必需的因素,但它没有像章草那样系统化、规范化和符号化。『隶草』更宽泛些,只是偶而杂有正宗章草,如居延汉简就属於隶草。『草隶』有两种解释,其一是草写的隶书;其二是隶书的雏型,意即是篆书的草体(即古隶)。这里的关键是将『草』当作『草率』讲,还是作『初步,非正式』讲。看来以第二种说法更切合实际些,否则『隶草』与『草隶』就成了一回事了。

由草隶(也可称秦隶、古隶或篆草)发展到隶书(也可称汉隶或八分),再经过隶书的草化就产生章草。章草是经过艺术加工后的草书,它波挑鲜明,笔画之间的连接呈波状,字字都独立,字形扁方,並带横势,草书的符号化已经形成约定俗成的倾向,並最终形成草法的基础。

从表面情况看,今草应比章草后出,其实今草的一些用笔特点已经在早期的草书中就出现了胚胎。不可否认,篆书的最后定型是小篆,隶书的最后定型是八分,但草书、行书和楷书的最后定型都不是依据小篆或八分。草书的最后成熟定型是首先产生出章草,时间是西汉末、东汉初,然后直到东晋前后纔出现今草,遂逐步定型,並且在早期草书向今草的演变过程中,又产生了行书、楷书。

章草上随篆草和草隶,下启今草之先河,所以是研习草书者必须首先下功夫的一种草书,继而是小草,然后纔是大草。

『章草』名称的由来有多种说法:

其一,史游作草书《急就章》。北魏王愔《古今文字志目》认为:『汉元帝时(前48—前33)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粗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因「章」之名,则称「章草」』。

其二,因汉章帝喜好这种书体,於是命令杜度等奏事使用,故得名。唐韦续《纂五十六种书》云:『章草书,汉齐相杜伯度援稿所作,因章帝所好,名焉。』

其三,这种书体,是用於上事章奏,因此得名。

其四,取『章程书』意,意思是草法规范化、法则化和程式化。

章草是我国书法艺术的传统书体之一。中国书法艺术的书体,一般可分为篆、隶、行、楷、草数种(又有真、草、篆、隶四体之分)。草书又可以分为章草、今草(小草)和狂草(大草)等。在书法艺术研习中,有将章草归入草书之列的;也有将章草独立,与大篆、小篆、隶、楷、草总称为六体的。不过,章草与草书可视为两个概念的集合,是相互包容而並非並列的。

我们在上面已经强调写字的草化到草书符号的形成,其间经历的时间漫长。考古学证明,正如隶书並非秦狱吏程邈发明一样,章草也並非完全是汉黄门令史游所作。

不过,对於古人所述,我们也不宜完全抛开,因为他们所议,仍有许多参考价值。

唐张怀瓘的《书断》对於章草的述说就很细緻:『章草者,汉黄门令史游所作也』;『汉元帝时史游作《急就章》,解散隶体,兼书之,汉俗简惰,渐以行之是也。此乃存字之梗概,损隶之规矩,纵任奔逸,赴速急就,因草创之意,谓之草书』;『建初中,杜度善草,见称於章帝,上贵其跡,诏使草书上事。魏文帝亦令刘广通草书上事。盖因章奏,后世谓之章草』;『章草之书,字字区别;张芝变为今草,如流水速,拔茅边茹,上下牵连』;『章草即隶书之捷,草亦章草之捷也』;『杜度在史游后一百余年,即解散隶体,明是史游创焉。史游即章草之祖也。』从张怀瓘的这些叙述,为我们基本勾勒出了章草书体的基本发展情况。

张怀瓘关於章草的叙述,从唐代开始,一直到清代,不时有人提出自己的意见,但基本上都没有脱离以上的几种说法,只是有所侧重罢了。唐徐浩 《古跡纪》云:『汉章帝始有章草名』; 宋黄伯思《东观余论》则云:『杜操伯度善此(章草)书,帝称之, 故后世目焉』; 明袁华《跋邓文原临〈急就章〉》说:『始东汉人以藁法写此章,游又号章草』;清顾炎武《日知录》说:『黄鲁直跋《草千字文》曰:「章草言可双通章奏耳;非章帝书也」』;『草书之可通章奏者谓之章草』;清孙星衍《〈急就章〉考異序》认为:『《急就章》,汉史游所作,盖草书之权舆,谓之「章草」。其文比篆、隶为流速,故名「急就」』等等,可见历代志士仁人对章草的研究,大有人在。

唐张怀瓘《书断》中:列出张芝、杜度、崔瑗、索靖、卫瓘、王羲之、王献之、皇象八人为章草神品;列出张昶、鍾会、韦诞、卫恒、郄谙、张华、魏武帝、释智永、八人为章草妙品;列出罗晖、赵袭、徐干、庾翼、张超、王濛、卫觊、崔寔、杜预、萧子云、陆柬之、欧阳询、王承烈、王知敬、裴行佥十五人为章草能品。近人卓定谋《章草考》名列了自汉至清能章草书者达一百五十三人,足见其阵营不小。但所列之人,大多数没有章草作品传下来。


【二】


在此,我们有必要以年代先后为序,例举章草书法的名家名作,以此强调章草书法历代所取得的成就,以及章草与今草之间相互紧密的关係。

史游(生卒年不详)是西汉元帝时(前48—前33)黄门令,相传他用韵语作小学字书《急就篇》,並『解散隶体粗书之』,有章草始自史游的一说。传史游书《急就章》,帖本以『玉烟堂本』最佳。史游的《急就章》是继秦朝丞相李斯的《仓颉篇》、中车府令赵高《爰历篇》、太史令胡毋敬《博学篇》、西汉文园令司马相如《凡将篇》之后的又一种小学类字书。

东汉章帝刘炟其实未创章草,他的在位期是公元76年—88年。旧传章草为汉章帝书,其实有误。章草《千字文断简》拓本残卷是否为汉章帝所书,向来存有疑问。

张芝(?—约192),字伯英,敦煌酒泉人。张芝善章草,並创今草,始作一笔书,有『草圣』之誉。他的《秋凉平善帖》(又称《八月帖》)是传世章草范本,但有今草气息。

三国时期的章草代表作是吴皇象的《急就章》、《文武帖》和《顽闇帖》。皇象(生卒年不详)字休明,广陵江都(今江苏扬州)人。其书《急就章》的传世者为明拓『松江本』(1439)翻南宋刻本为最佳古本。

晋代,善章草的很多,、阵营强大,有卫瓘(220—291)、杜预(222—284)、索靖(239—303)、陆机(261—303)、王廙(276—322)、谢安(320—385)、王羲之(321—379)、王徽之(338—386)、王献之(344—386)、王珣(350—401)等。

卫瓘与索靖都善章草,卫瓘的《顿州帖》刻入《淳化阁帖》;索靖有《月仪帖》(历来有異议)《出师颂》、《载妖帖》、《七月帖》传世。二人的章草有『一台二妙,天下为希』之誉。索靖为张芝侄孙。

杜预,字元凯,为杜甫远祖,其书《岁终帖》与卫瓘《顿州帖》类似,章草体势已脱了许多。

陆机,字士衡,西晋吴郡(苏州)人。宋人定《平复帖》为其书。该帖为墨跡本,介乎章草与今草之间。

王廙为王羲之叔父,晋元帝姨弟,有《嫂如何帖》传世。

王羲之是我国家喻户晓的伟大书法家,世称王右军。《豹奴帖》为他的传世章草帖,赵孟頫因此帖有『眠食』二字,则又称《眠食帖》,不过赵对此有異议。但我们从王羲之的《寒切帖》、《远宦帖》、《十七帖》的字里行间可以去体味其章草意趣。传为晋人法帖的《孤不度德量力帖》与《豹奴帖》的笔法有相近处,个别字体结构和草法完全相同,据宋黄伯思认为是出自王羲之手笔。

王羲之的儿子王献之的传世章草法帖《七月二日帖》,步其父跡,笔法古雅,自由不拘。

南朝梁传有梁武帝萧衍所书的《異趣帖》是本时期的代表作。该帖书体近章草,只有两行。

隋代有隋人书史孝山《出师颂》墨跡为章草,其成书年代一直有争论,米芾定为隋人书,但也有认为索靖书或萧子云书。

唐朝,楷书、行书、今草、狂草诸体並行,章草书体少有人问津。欧阳询《与杨驸马书章草千文批后》云:『张芝草圣、皇象八绝,並是章草,西晋悉然。迨乎东晋,王逸少与弟洽变章草为今草,韵媚婉转,大行於世,章草几将绝矣。』不过从孙过庭、贺知章、张旭、怀素所传墨跡字里行间看,仍有章草意趣。孙过庭《书谱》结字犹存汉魏间法,盖得之章草笔意;贺知章的《孝经》为传世草书,虽是今草笔法但有章草意;张旭《肚痛帖》下笔连绵萦廻,颇有韵律,其起首『忽』与『肚』二字为标准章草;怀素的《圣母帖》(又称《东陵圣母帖》)是保留部分章草体势的法帖,其《小草千文》笔法紧密,古雅而有章草韵緻,收笔颇有隶意。

五代及宋虽然不乏草书大家,但工章草者寥寥无几,无怪宋黄伯思《东观余论》说:『章草,惟汉、魏、西晋人最妙,至逸少变索靖法,稍以华胜。』又云:『隋智永又变此法,至唐人绝罕为之,近世遂窈然无闻。概去古既远,妙指弗传,几至於泯绝耶』不过在敦煌发现的经卷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当时章草书的风貌。

至元明两朝,章草开始复兴。由於赵孟頫(1254—1322)极力鼓动推崇,诸家随之风起。元代赵孟頫有《急就章》临本,章草《千字文》是其代表作。鲜于枢(1257—1302)、杨维桢(1296—1370)的草书作品都熔汉隶和章草於一炉。明代的草书称盛,至於章草首推宋克(1327-1387)和祝允明等。宋克章草,在明初影响很大,明朱国桢《开国臣传》云:『长洲宋克工章草,日费千纸,用笔精妙。祝允明谓其书「如初筵见三代鼎彝,盖有天授,非人工也」』。宋克有临皇象的《急就章》。他的章草也颇得力於《急就章》。宋克还独创『混合体』草书,即将章草、今草、狂草融於一体,如《书杜甫〈壮游诗〉》、《书论用笔十法急就章》。

祝允明(1460—1526),字希哲,号枝山,长洲(今苏州)人。善章草、今草,被誉为明代草书第一人。他的作品大多兼融章草和今草,其《六体诗赋卷》之四《长门赋》为他的传世章草作品。《列朝诗集小传》记云:『长洲祝允明,五岁作径尺字,长学书,自《急就》以逮虞、赵,上下数千年,罔不得其结构。海内索书者贽踵门弗见,伺其狎游,使女伎掩之,皆捆载而去』,可见他的章草下功夫颇深。

有清一代,因倡『馆阁体』是用,问津章草者不多,但仍有傅山、朱耷、姚鼐、王澍、高凤翰、黄慎、张照、包世臣、沈曾植能章草,其中以朱耷、傅山、沈曾植为佳。

朱耷(1626—1705),后名八大山人,号个山、雪个、驴等,明宁王朱权之后。他五十九岁后最终成就的 『八大体』是融合篆书、隶书和章草笔意於行书。其七十七岁所作书画册中有临索靖《月仪帖》六纸,是八大山人高水准的章草书法。

傅山(1607—1684),原字青竹,后改青主,山西阳曲西村(今太原北郊)人。他的行草书虽然任情恣肆,狂放奔腾,但其《章草刻帖》也能平静气息,有汉晋气象。

朱耷、傅山都是清初章草大家,而沈曾植(1850—1922)即是清后期很有影响的一位大书家。他初师包世臣、曾习欧、黄、米诸家,后喜北朝碑版,又近追倪元璐、黄道周,远效鍾繇、索靖,晚年则精研章草。其章草书用笔从汉隶中来,并参以隶楷。他尝谓:『摹流沙坠简,当悬臂放大书之,取其意而不拘形似,或当有合。』、『鄙人临纸,一字无来历,便觉杌陧不安也。』他临王羲之《十七帖》,结字和用笔都注入了相当多的章草味,《赠幼农诗轴》为沈曾植本色章草。

民国以来,研习章草著名者有王世镗(1868—1933)、余绍宋(1882—1949)、王秋湄(1884—1944)、卓定谋(1886—?)等。

王世镗,字鲁生,祖籍天津,治学严谨,书法精研,其书法成就尤在章草。他从文字学研究入手,深研章草,影响深远。有《增改草诀歌(並书)》、《稿诀集字(並书)》、《改定〈章草草诀歌〉(並书)》,被人们称作『三诀』,最为著名;还有《叶刻急就章考证》、《上元李氏偏旁考证误》、《论草书今章之故》等。王以章草著名,笔墨蕴藉,以气韵胜。

余绍宋,字越园,曾任北京美专校长,其书宗章草,著有《书画书录解题》、《中国画学源流概论》等。

王秋湄,原名君演,后易名世仁,字秋湄,广东番禺人,工诗、擅书法。晚年隐居苏州,著有《章草例》、《秋斋遗墨》等。其中《章草例》论述章草之产生、演变、字形校正等,分类列表,举例详析。《章书例》成书於1944年,2010年4月,由上海书画出版社以《章草辨異手册》出版。

卓定谋,字君庸,福建人,善书法,精研章草。影印《自青榭丛刊》,广收历代章草法帖,极力倡导复兴章草,曾任北京研究院字体研究会常务委员,曾在北大讲授书法。著有《章草考》、《补订〈急就章〉偏旁歌》等。

新中国成立以来有名的章草大家有郑诵先(1892—1976)、王蘧常(1900—1989)、高二适(1903—1977)等。

郑诵先,原名世芬,字诵先,号研斋,晚年以字行,四川富顺人,工书法,尤擅章草,字间融糅今草及『二爨』笔意,凝重朴厚,苍劲老辣。二十世纪五十年代於北京主办中国书法研究社。著有《中国书体源流浅说》、《郑诵先书法集》。

王蘧常,名蘧常,字瑗仲,晚号欣欣老人,其章草在当今书坛有重大影响,有『今日王羲之』和『当代草圣』之美誉。其章草,融滙历代章草名家精华,汲取二篆之朴厚、简帛之飞动、碑版之古茂,构筑自家规模。师事清末大家沈曾植,其师诫之曰:『治学必需别辟蹊径,一探古人未至之境,或少至之境。亦步亦趋,循旧轨辙,功效实稀。《十七帖》虽属右军胜跡,然千百年来,已被人学滥,不知冥索右军所自出之章为得』。王蘧常章草用笔敦厚,点画匀称,参以篆籀意;行笔使转圆劲,如锥画沙;结体取横势,变化多端,尤善大字章草。

高二适,原名锡璜,后以『适吾所适』之意,改名二适,字适父,号舒凫,江苏东台人,学问渊博,文章、书法极受林散之赞许推重,为人狷介自持。他对章草进行了专门研究,著有《新定〈急就章〉及考证》。高氏善於将章草、今草、狂草熔於一炉,笔势飞动,跌宕生姿,有强烈个性。有《题〈急就章〉》、《节临宋仲温书》、《节临〈孙过庭书谱〉》、《临〈急就章〉》诸作。

在现当代擅章草者,还有商衍鎏、罗复堪、林志钧、李叔同、鲁迅、谢无量、沈尹默、茹欲立、韩文畦、胡小石、吴玉如、丰子恺、李苦禅、沈从文、来楚生、余任天、吕洪年、刘自椟等,而吕洪年先生在章草书法的研究上,在章草、今草、狂草的有机结合的创作上以及为人处世方面与高二适都有许多相同的倾向,可谓有異曲而同工之妙。

本文在前面以相当的篇幅论及草、草篆、隶草及章草,还有章草的历代名家等,就是为吕洪年先生的章草研究和他的章草、今草、狂草的创作的评述进行必要的铺垫,否则有些相关的问题就不能很好地展开。


【三】


吕洪年先生(1911—1994),字穰之,号息翁,别署常精进斋主。幼好吟咏,诗辞歌赋皆能琅琅上口,尤以文章深得长辈夸奖,被视为神童。

十八岁入四川著名学者徐子休先生和宋育仁先生门下,学力大长。

徐炯(1862—1936)字子休,华阳县(今成都)人,清末举人,著名教育家。早年设帐於成都江南馆,后创泽木精舍。曾任成都通省师范学堂监督,四川高等学堂教席。辛亥革命后在成都创办华阳县中、国学会、大成会、大成学校,並任四川教育会会长,为成都『五老』之一。他毕生从事教育,注重培育人才,经他培养成才的在江南馆有进士苏兆奎、举人朱青长、徐耀庚等,贡生秀才不可胜数;在泽木精舍有杨伯钦、文藻青、蔡昂若、黄朗斋以及熊克武、廖学章、张群、李植、戴传贤、谢持等人。1925年,徐子休先生六十四岁,自题像赞云:『不谈禅,不谈玄,不爱钱,不爱官,六十四年中唯兢兢焉於幽独之地而恐其或负於天。』他的学生张季鸾说:『三十三字真足以概吾师之精神矣!』谢无量在《徐炯家传》中写道:『……深蓄兴国拨乱之志,不汲汲于富贵,亦不屑屑为巌穴枯槁之行,与时推移,不失其介,虽泽未周庇,然所操持议论,矫然足以风励末俗。』持论精审中肯。

吕洪年先生的另一位老师是近代学者、思想家宋育仁。

宋育仁(1857—1931),字芸子,富顺县人,五岁丧母,十一岁丧父。清光绪十二年(1886)进士,选翰林院庶吉士,散馆后授翰林院检讨。1891年简放广西学政,出任英、法、意、比四国参赞。他认为欲图中国富强,须採行西法。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他在伦敦上书清廷,主张抗日。1895年参加『强学会』为都讲,主讲『中国自强之学』。1896年被保举回川,兴办了第一批实业公司。1897年创办四川近代最早的报刊——《渝报》。1898年主持成都尊经书院,印行《蜀学丛书》,发起成立『蜀学会』,办《蜀学报》,宣传变法维新。戊戌变法失败后,遭罢黜,解职回家赋闲。辛亥革命后,任国史馆修纂。1916年受聘任四川通志局总纂,主修《四川通志》,翌年主持四川国学学校。晚年续修《富顺县志》。工词章,善书法,著述宏富,现存有《时务论》、《泰西各国採风记》、《庚子秋词》、《问琴阁丛书》等多种。

吕洪年先生向二位老师拜门,徐子休先生已六十七岁,宋育仁先生已七十二岁,吕洪年先生后来的发展,充分体现了师高弟子强的道理。

当今,中国书法艺术界曾评出了中国现代十大书法艺术家,四川佔有一席,那就是谢无量先生。谢无量(1884—1964),四川乐至人,他是一位著述等身的学者,才华横溢的诗人,自成一体的大书法家。他的著作有:《中国大文学史》、《中国妇女文学史》、《中国哲学史》、《诗学入门》、《词学指南》、《骈文指南》、《佛学大纲》、《楚辞研究》、《古代政治思想》等十余种;他的古体诗峭拔雄奇,近体诗有的渊雅清丽,有的沉郁顿挫;他的书法于右任称其笔挟元气,林山腴称其书法为康有为以后第一人。

1934年吕洪年先生流落上海,他当时只有二十三岁。通过朋友介绍,他结识了谢无量、黄宾虹、张大千、李劼人等。他的两首少年时作的诗得到了杨沧白先生和谢无量先生的赞誉:

其一是《后湖泛舟依韵答谢重开》

短艇微漪月上时,凄迷引恨晚烟迟。

重重缚结浑难理,匪独伤春杜牧之。

其二是《书意》

矮屋疏籬结水濆,桑田十亩谢耕耘。

山翁睡起闲无事,指点青山看白云。

吕洪年先生仰慕谢无量先生的才学,欲拜其为师,况且谢先生在民国初元就担任四川国学院主讲,又长吕洪年先生二十七岁,理应如此。但谢先生赏识吕洪年先生才华,两人遂结为师友之谊,莫逆之交。谢无量先生应酬多时,吕洪年先生还为其捉刀代笔。

谢先生对吕洪年评价甚高,关係十分密切,吕洪年先生的婚礼,谢无量先生曾撰书对联相贺:『願花长好月长圆人长寿;如鹣比翼鲽比目蹷比肩。』

1956年,谢无量先生应中国人民大学之邀离川赴京时,谢先生的同窗彭云生、曾宇康、蒙文通诸先生和吕洪年先生为其饯行。谢先生有《饯席留别成都诸友》是广为传诵的一首好诗:

杯酒从容惬素襟,还乡不觉二毛侵。

余生尚有观周日,远别难为去鲁心。

邛杖一枝扶蹇步,秋光千里送微吟。

山川草木怀新意,他日重逢感倍深。

此诗首句点明饯行的主题,次句说回到故乡不知不觉人已老了。三、四句说自己晚年还能有幸到首都,当然也依依不舍。五、六句点明赴京的季节和心情的舒畅。最后两句说祖国的山川草木呈现新貌,他日重逢倍感深刻。

席间,吕洪年先生亦感慨良多,即席以《奉和无量先生去蜀赴京留别原韵》相酬答:

莫为分携黯素襟,廿年情事乍未侵。

已无文学甄玄诣,但有樽罍濬道心。

坐想风微劳引领,若为标格自沉吟。

他年锦里传耆旧,此日低回意倍深。

在吕洪年先生的《常精进斋诗存》中,对此首诗有小注:第二句后有:『余与先生(谢无量)於解放前相见於上海,已二十余年矣』;

第四句后有:『解放后余贫甚,每相见,先生必为余置酒』;

第六句后有:『余之文行先生知之甚深,故相契甚笃,非仅师友之谊。』

第七句后有:『饯行之人如彭云生、曾宇康、蒙文通诸老学长,实成都之耆旧。』

酬对之诗情深深、意切切,不仅表达了作者与谢无量先生之间的笃厚的交谊,而且也抒发了忧国忧民的焦虑的情怀。

吕洪年先生幼年的家境並不好,父亲是位小商人,年老多病,去世很早。父亲去世后,家贫如洗,但他並未此悲观而裹足不前。他顽强地与现实抗争,为了学业和生计,靠非凡的毅力,长期坚持不懈的勤工俭学——从事家教,终於走完了自己的学生时代。1927年,他考入四川国学院;1929年,他在徐子休所办的大成中学就读,旋即考入了四川国学专门学校(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前身);1930年毕业於该校,学校也在此时改名为公立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

在旧社会,吕洪年先生为了求碗饭吃,东奔西走,吃尽苦头,工作似走马灯似的频繁调换:

1931年前往涪陵县县长家任教;

1932年在敬业学院任教又遭排挤;

1933年任省法院刑庭推事;

1934年应邀至上海教书,因去晚了,流落上海数月之久;

1935年前往南京投靠宗兄吕超,因文笔颇佳,被实授委任一级荐任官;

1937年,吕超介绍前往安徽凤阳教书,后接替校长之职,时抗战爆发,带领学生逃难;

1938年,在安徽省立中学任教,后返回成都;

1939年,参与四川省图书馆筹备处工作,负责鉴定古籍善本、编写古籍目录;

1941年任四川省农业改进文书股股长,后改任四川省外销物质委员会秘书;

1943年春始任成都市政府秘书长四年;

1947年被委任为梁山税捐处处长,直到临近解放。

新中国成立后,经著名作家、翻译家李劼人先生(时任成都市副市长)的鼎力推荐,吕洪年先生作为无党派人士的统战对象,被安排到草堂寺杜甫纪念馆工作,负责审定文物、编写文物资料。

1956年,由四川省文史馆馆长刘孟伉先生推荐,吕洪年先生被聘为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当时他只有四十五岁,是文史研究馆馆员中最年轻的馆员之一。

然天有不测风云,虽然吕洪年先生在省文史馆得到重用,但『运气』卻不佳,无情的整风反右运动又给了他当头一棒。四川当时的整风反右运动是要将『右派名额』分配到各个单位落实,因为省文史馆所呈报『右派』名额未完成,受到批评,必须补报,而吕洪年先生此时被『朋友』揭发曾在喝酒时说过:『我一直无党派兴趣。』於是组织上就以此由,将吕洪年先生作为补额『右派』上报交差,使他蒙冤达二十余年。

不过具有远见卓识的吕洪年先生並未消沉,他始终站得高,看得远,始终热爱伟大的中华民族,相信党和人民,深信源远流长的中华文明一定会发扬光大。他身处逆境而忧国忧民,高风亮节,敢说敢为,为人敬佩。

轰轰烈烈的浩劫——『文化大革命』开始了,黑云压城,人人自危,朝不保夕。吕洪年先生大义凛然,面对着黑帮们的高压,冒着全家毁灭的危险,在生死存亡的关头,机智勇敢地躲过了红卫兵的一次次搜查,将自己花了多年心血收藏的碑帖字画、文物古董转移到安全地方,得以保存下来。这是十分了不起的一件有胆有识的英雄之举。这也是他的英明之处,因为如果没有这批资料,吕洪年先生的草书研究结晶——《草书法式五种》的完成起码会遇到更多的阻碍和困难。


【四】


《草书法式五种》是吕洪年先生为了宏扬中华民族源远流长的书法艺术,研习草书卅年,『而后知草书之嶽峙渊渟,高逸超妙,神行气驶,点画生姿,非使气发风所可跂也。』(《草书法式五种叙》)深感:『(章草)悠悠两千载,所存仅此,斯道之微久矣!至乎元初赵氏子昂书《急就章》,然已寖失古意……元末明初,仲温宋克复起,自此以降,未有以此名家者。民国之初,北京士林有倡导章草者,旋亦寂然。』对於今草,他认为:『至二王而大兴於世,字虽连绵,亦难过三,及唐世传献之一笔草之说,遂连数字为一行,乃有狂草之目,张旭、怀素盖其傑也。逮有明而大盛,其失也,使转脱畧,省之又省,联文则识,独标莫辨,何可为训。故夫明人之草,尚择善而从。』他强调『若夫崇章遗今,则专谨而少生韵;崇今无章,殆难高雅。』他主张『两者融通,则庶几别具风格,蔚为新声。』

吕洪年先生《草书法式五种叙》用章草写成,作於癸亥(1983年),时年七十三岁;

《章草千字文叙》用章草写成;

《章草千字文》作於壬戌(1982年),癸亥(1983年)春书释文小字,其云:『已七十三矣,目昏矇,下笔不准,注此自责。』

《校训章草〈急就章〉叙》用章草写成,作於丙辰(1976年)小暑,时年六十六岁。

《急就章》『始於庚戌(1970年),讫於壬子(1972年),艰哉。』

《临写稿诀叙》用草书写成,作於癸亥(1983年),时年七十三。

《稿诀》作於1983年,其曰:『书此书之正文竟越一年,乃书释文加批注,而予年已七十有三,两目昏矇,下笔不准,可笑者多矣。』

《过録怀素小草千文引》用章草意的今草写成,作於庚戌(1970年)寒露;

《草书千字文》以章草意的今草写,作於庚戌(1970年)寒露。

《写定草诀百韵歌引》用章草意的今草写成,作於庚戌(1970年)六月朔,时年六十。

《草诀百韵歌》,作於庚戌(1970年)五月。

吕洪年先生的《草书法式五种》始於1970年,於1983年全部完成,其中《校训章草〈急就章〉》完成於1972年,而《草书千字文》和《草诀百韵歌》都完成於1970年,只不过后者是当年夏天完成,前者是当年秋季完成。不过可以由此断定,《草书法式五种》的开始时间应当起码始於1969年左右。完成於1982年的有《章草千字文》,完成於1983年的有《草书法式五种叙》、《临写〈稿诀〉叙》、《临写〈稿诀〉》等。

需要首先强调的是吕洪年先生的《草书法式五种》始於1970年,是极其难能可贵的,因为这个时期毫不夸张地说就是百万人之中也不会有一个人敢这样做。这个时期正是『文化大革命』开展得轰轰烈烈的时期,『文化大革命』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最大的一起政治运动。

试想一想, 在那样『黑云压城城欲摧』的高压政治背景下,他还在镇定地一古脑儿策划着自己要写的《草书法式五种》;还要每天一大清早到文史馆去报到;因为是右派,就必须老老实实,不准乱说乱动,接受党和政府的监督改造,还要经常向上面写交代材料,不过在交代材料中还居然有揭发材料;他自己膝下还有六个子女,大的上中学,小的也纔几岁,这种状况真令人敬佩,真是了不得,是真真正正的大无畏的英雄气概,纯正的君子风度,视死如归的铮铮铁骨,做人做到如此地步,真不容易啊,不禁使我们高山仰止、景行行止。

其次,在这样的背景下动手写作,条件十分恶劣。武斗刚刚平息,生活用品凭票供应,粮食要搭伙证,烟要烟票,酒要酒票,布要布票,油要油票,肉要肉票……,特别是烟和酒,吕洪年先生是离不得的。加之几个子女都响应号召,上山下乡当知青去了。当知青就意味着家庭负担的增加,家里经常都要给当知青的子女寄钱、寄粮票、寄副食品,经常担忧他们在乡下的『茁壮成长』。

然而,我们可尊可敬的吕洪年先生却在他耳顺之年开始了其一生之中最令人敬佩而震惊的行动——开始了他长达十四年的《草书法式五种》的撰书。

我们认为《草书法式五种》是吕洪年先生一生的心血,是一位普普通通的中国人在十分危险的境地下拯救中国传统文化的正义和谐的行动,是『民不畏死,奈何以死惧之』的深刻表现。况且,《草书法式五种》尽管已经被尘封了近三十年,但今天看来,它仍然有着极高的研究价值和艺术水准,值得书法艺术界去研究它、学习它,整顿不正之风,踏踏实实地继承传统,並发扬光大。

西南大学教授、著名书法家、书学理论家曹建博士在《耿介绝俗的章草大家吕洪年》一文中认为:

『吕洪年先生是一位了不起的书家。』

『这是一位巴蜀文化孕育出的典型文人。』

『就入世的事功论,其参与创立四川省图书馆等,已经是填补空白的成就了,而於经学、书法、诗词、文物等的研究赏鉴更是他不应该被人忘记的重要理由。』

『因此,我认为,与于右任的碑帖融合不同,也与王蘧常从碑学出发的草书创作有别,吕洪年先生是二十世纪从草书领域努力恢复帖学传统的第一人。』

(《书法世界》2003年第12期)

蔡显良先生的《寂寞高者》对吕洪年先生的草书艺术进行了高度评价:

『而当我们惊叹於王蘧常章草那端庄厚重与功力精深的时候,一位攻习章草数十年无怨无悔,并同样取得较高成就的章草书家,卻被我们遗忘在远水他乡。』

『先生积数十年之功,使自己的书法创作达到了古雅流丽的艺术境界。其草书作品挥洒无碍,高逸超妙,神行气驶,点画生姿,师古而不泥古。』

『与王蘧常章草不同的是,洪年先生善於运用侧笔。侧锋取妍这一古训,被他用活用巧,用得熟练而又聪明。』

『遗产是无价的,精神是永存的,挖掘洪年先生章草艺术的价值,弘扬他孜孜以求的艺术精神,自是后来者所应担负起来的责任。』

(《书法世界》2003年第12期)

以上两位作者的引文中都将吕洪年先生的章草与王蘧常先生的章草恰如其分地进行了比较,其实吕洪年先生的一生与高二适先生的一生更为相似,不仅是他们的经历、性格、学问、研究章草艺术所取得的成就和书法艺术的水准。不过此种相似只不过是一种偶然罢了,而且高二适先生已经为天下人所识,其草书创作独树一帜,将『遗忘在远水他乡』的吕洪年先生同高二适先生相较,应该对后学者能有恰如其分的启迪。

高二适先生(1903—1977),江苏姜堰市兴泰镇小甸址人(新中国成立前属东台县)。原名锡璜,后易为二适,号舒凫、麻铁道人,高亭主人等。一生精研文史哲,其书法博涉诸家,别有新意。高二适先生二十五岁考入上海正风文学院,二十七岁考入北平研究院为国学研究生,二十九岁因病回乡为通讯研究生,並任小学校长。三十三岁应陈树人之邀任国民政府办事员、科员,后任立法院秘书,曾兼任朝阳文学院和建国法商学院教授。解放后於1963年经章士钊先生引荐,被聘为江苏省文史研究馆馆员。

高二适先生年长吕洪年先生八岁,他们受名家指点,精研文史哲,国学博精;他们书法功力深厚,博涉诸家,气势恢宏,自成一家;他们学成以后,都任过教,都担任过中学或小学校长,都曾在国民政府任过职;新中国成立后,他们都受到党和政府的礼遇,被聘为省级文史研究馆馆员;他们两位先生都很『自负』,都经常『口出狂言』,孤傲、耿介、勃郁、敢言是他们率真个性的基础。

他们最重要的相似处就是对章草、今草几十年如一日的长期执著的研究和不间断的创作实践。高二适先生批评怀素『千年书人不识草』(题《怀素自叙帖》,评宋人笔法俗『草不兼章,罔成规范』(题《宋四家真迹》);吕洪年先生指责『有清一代,无有专习草者,书家所书,行楷、行草耳,一幅之中,草体几何?』《〈草书法式五种〉叙》他批评赵孟頫『赵氏子昂书《急就章》,然已寖失古意』《〈草书法式五种〉叙》,认为明人草书『其失也,使转脱畧,省之又省,联文则识,独标莫辨。』(同上)他也批评怀素『盖素师行笔过速,时有小疵。』(《过録怀素小草千文引》)

对於章草《急就章》的研究,高二适先生有成於1964年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1982年12月由上海古籍出版社出版;吕洪年先生完成于1983年的《草书法式五种》中,有先於1972年完成的《校训章草〈急就章〉》,並已束之高阁三十年。


【五】


由於《校训章草〈急就章〉》是始於1970年,成於 1972年,在当时的背景下,要得到正常的参考资料,可谓难於上青天,吕洪年先生云:『自汉以来,书《急就章》者多矣,皆以稿法书之,而今完整仅存者,有松江本石刻在学宫,然无从得之矣。松江本传係皇象书,中有宋仲温补文。余所据者,赵子昂、宋仲温两家墨跡本。赵书不见於《佩文斋书画谱》,知係乾隆时入内府者,谓从皇象本出,宋书亦称从皇氏,然讹误较赵本多。余据两本,又参以天壤阁刻白文本,因三者而参校书之,其音读一依天壤阁本。《急就章》原有颜师古、王伯厚两家注,今亦无从而得,遂凭腹笥训顺其文,俾习者略知其意耳,未敢言著作也。』(《校训章草〈急就章〉叙》)

高二适先生的参考资料,当然就比吕洪年先生多,因为是『文革』前,其中有:《急就篇》颜王注本、《玉海》宋太宗赵炅草书翻正本。清孙星衍、庄世骥、钮树玉和罗振玉、王国维诸氏之《急就》考異、考校;还有《流沙墜简》、汉残简《急就》之考释和辑録、张凤《汉晋西陲木简乙编》、李滨之《玉烟堂帖考》;也有元朝赵孟頫、邓文原章草影印本,近人沈敬仲印行之《急就皇象书类帖》、于右任重印之伪太和馆帖本等。当然与此有关联的文字音韵书籍还有:《说文解字》、《广韻》、《玉篇》、《唐说文木部写本》、《五经文字》、《干禄文字》、《汉石经残字》、《隶释》、《隶辨》和近人马衡《汉石经集存》等。

确实,进行《急就章》的订正、校训需要搜集较全面的资料书籍,高二适先生是做到了,而且很齐备;而吕洪年先生就没有这样幸运了,其实他也深知这点,因为在『文革』当中,条件有限,但他真是令人钦佩,硬是『遂凭腹笥训顺其文』,使其《校训章草〈急就章〉》达到了相当高的水平,能与高二适先生的《新定〈急就章〉及考证》比肩,而且各有所侧重,成为二十世纪后半期书法艺术领域中章草研究的不可多得的成果。

吕洪年先生早年习篆、隶、真各体及各种碑刻,中年以后即专注攻研章草与今草,三十年来未曾间断。他在研习过程中深深感悟到今草是中国书法的最高形式,但章草是今草的基础,否则是不能出神入化地掌握今草的。

章草的草法是经过长时期的约定俗成的积淀而形成的研习书法必须遵守的草写法则和规律,而草写法则和规律的正确掌握与运用,就为以后今草的研习和创作预备了坚实的条件。不过要写好章草绝非『百日之功』。

章草的草法严谨,笔笔讲来历,有着专门的法度;章草的结字和点画已是汉字书写中极省变和精炼的了,不仅点画有根据、有来源,而且结字也与篆隶有着紧密的联繫。如果在书写时违背草法,如果随意连笔草写,任笔为体,则极易误入歧途,甚至进入死胡同而不能自拔。

吕洪年先生的《校训章草〈急就章〉》为后来者提供了研习章草的方便之门,有如下之特点:

其一,笔力沉雄,意气风发,点画精到,风韵高古;

其二,草法简省变连,诸法並用,来历清晰,辨似准确,得意忘言,沉着痛快;

其三,结字飞动,顾盼有至,向背分明,起止易辨;

其四,章楷二体,动静结合,眉批高妙,隶味十足。

章草的临习需要有相当的篆隶功夫和修养,否则要获得章草的真谛是根本不可能的。章草既不属於详而静之书,也不属於简而动之书,而是处於二者之间。章草是在篆书中萌芽,最后通过隶书的发展而定型。同时今草也是在章草的发生发展过程中脱颖而出的。所以习章草者,首先有必要习篆书和隶书,如果能把这两种书体掌握得踏踏实实,必然能够为章草的学习开一个好头。篆书,特别是小篆取的是纵势,笔笔中锋,有圆转而无方折;结体讲对称,章法严谨,用笔流畅;隶书与篆书联繫紧密,改纵势为横势,方圆並用,既有圆转又有方折。试想,有这样的基础,难道还学不好章草?吕洪年先生的章草之所以笔力沉雄是因为他具备了几十年篆隶练习的功夫,此种功夫在他的笔下,有如『锥划沙』、『折钗股』、『屋漏痕』、『印印泥』,笔力雄强,大有横扫一切之魄力,那当然就聚集了向上之势,也肯定有意气风发的气象了。写字必须要懂点画,要讲究点画,要能左右点画。当今,有人称『中国书法是线的艺术』,这只是触及其皮毛而已,或许不排除书法的构成有时会有线的出现,如草书的牵丝,但书法的元素更多是点画,所以应以点画与线並提为要。清孙星衍《〈急就章〉考異序》云:『急就之体,盖出於篆』,也有一些章草字是从古隶中来。吕洪年先生的章草为什么这样吸引观者呢?因为他下笔能明其『源』,也就是包括章草书体的来源和章草草法的来源,即结字与点画形成的基本规律,而且能胸有成竹地达到点画准确、分明,韵致高古。高古要达到是非常不易的,这与他本人的坚实广博的学养、敏锐的观察力和超强的理解力及形象记忆力是分不开的。应当肯定,民国年间的《流沙坠简》、张凤的《汉晋西陲木简乙编》和各地陆续出土的一些竹木简书,吕洪年先生都曾进行了深入地研究。正因为他有相当高的点画功夫、广博的学养、天才的书法艺术感觉,所以纔能不同凡响。

章草极讲究写法,即其有着严谨的草法规范,因此不仅要将章草的点画掌握好,做到成竹在胸,而且还要写出自己的特点,体现出风韵。简省变连是章草草法的重要法则,吕洪年先生非常注重此方面,他认为:『章草谨严,一字一体,与分隶相类,绝无连绵。』简,就是简省原来複杂或较複杂的笔画,主要是偏旁部首当然简要有度,不能乱简;省,就是省略某些笔画或者结构,将原来的笔画或形式(位置和相互关係),改变笔顺。变化的处理,就回避了竖笔所佔的空间和书写的难度,发挥了章草的横势,同时对章草每字内部的连笔草写变得更为生动、绵密和匀称。连,就是将某些本不相连的笔画连在一起书写,这样就减少了起笔与收笔的次数,不仅书写速度加快,而且也提高了用笔的技巧和艺术的表现力。为了方便后来者,使章草的写法来历清晰,辨似准确,吕洪年先生在该书中对一些字的章草写法进行了注释和订正,而且十分简略,摈棄了注释中旁征博引,牀上叠牀的方法。如第二章,『邓万岁,秦眇房』对『眇』的注释是『眇妙古字通,但草又将目旁省作日。』不仅将来由讲清,而且简明扼要。又如第三章:『路正阳,霍圣宫』。对『路』的注释:『路,宋(克)草作洛,则洛字,实误,今犹有路姓。』又如第二十一章:『凤爵鸿鹄雁鹜雉』对『雁』的注释:『雁字赵本阙失,宋本有。』又如第二十五章:『进近公卿傅僕勋』对『卿的注释:『卿赵草作,宋草作,皆係乡字草法,恐为笔误,若万段卿之卿字,赵宋皆草作,则是矣,兹从而正之。』笔者按,今查高二适先生《新定〈急就章〉及考证》其『进近公卿傅僕勋』,其『卿』草作『 』;其第一章『赵儒卿』,『卿』草作『    』;其第五章『万段卿』,其『卿』草作『』,也有小误。

《校训章草〈急就章〉》的结字沉稳,字字独立,提按铺裹,自然多变。虽然章草的书体特点是字字独立,只能在每个字里面的点画之间做一些有限的牵线连结,不能像今草那样字与字之间纽结纠缠,但为什么他的章草能字字飞动呢?这是他深得汉隶真谛的结果。我们都知道镕秦铸汉的大道理,但怎样镕、怎样铸那就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了。笔者以为吕洪年先生的章草得古法颇多,当然重点是两汉的早期章草,这时期的章草古朴渊雅,厚重飞动,篆隶意纯。早期章草能见到实物的现在大部分都出土於西北一带的汉简,有西汉居延汉简、楼兰土垠汉简(罗布淖尔汉简),长沙汉简、银雀山汉简、武威汉简、甘谷汉简等,著名的有居延汉简的《甲渠鄣侯宜简》、敦煌汉简玉门花海《买卖布简》和《天凤元年楬》。在这些汉简中有的笔意连绵、气势雄健;有的用笔恣肆,富有弹性;有的点画老辣,波势分明而厚重。其二笔者以为吕洪年先生深得篆隶绞转笔法之三昧。绞转笔法是篆隶笔法中特有的古法。绞转就是笔毫与笔杆的相对扭转,也就是将笔毫绞裹入纸。楷书从隶书的发展中产生,形成於魏晋时期,是中国书法史上重要的里程碑,在它之后其笔法发生了极大的但又是潜移默化的变異。不可否认,楷书作为一种书体和它特有的笔法被长期传播和应用,並被人们推崇到了极高的地位,於是楷书将自己的典型笔法——提按、留驻、端部与转折的强调等技法自然而然地强加给了各种字体。於是以楷作隶。『欲学草书,须精真书。』『学书宜先工楷,次作行草』等主张,从唐代开始,一直影响至今。从某种意义上讲,楷书的笔法束缚了书法艺术的手脚,其点画的程式化,线质的单调,法度森严和缺乏变化,点画端部构成複杂以及中部怯弱使许多书法家都有所体察,於是自明清以来,许多人都自觉或不自觉地推崇『魏晋楷书』。其实『魏晋楷书』之所以被推崇,就再於其保留了绞转的篆隶笔法。有人居然认为篆隶是被淘汰的书体,可有可无,其实是十分错误的观点,即使是专攻真、行、草,也还需要研习篆隶。历代书法,参入绞转的篆隶笔法是常事,而且篆隶功夫的深浅,常决定其书写的高下。况且当时章草的重要的突出的特点就是使用此法,因为普遍水准都处於高起点。使用篆隶绞转笔法,点画浑厚,有体积感,其边缘由複杂的曲线和折线构成,曲线遒劲婉转,折线挺健有力,这就是人们所推崇和向往的『晋人笔法』。虽然於元代,章草开始复兴,但我们拜观赵孟頫,邓文原、康里巙巙、杨维桢等元代书家的一些章草墨跡,拜观明代宋克、祝允明以及清人的一些章草墨跡时,总觉得缺少些东西,总觉得单调,没有两汉的气象,原因是什么呢?其实很简单,就是未领略到两汉章草之高古,就是用楷书笔法写章草所致。我们也不是说吕洪年先生的章草就十全十美,但他能冲破樊篱,独树一帜,異军突起,难能可贵。他说:『原夫稿法与分隶同源而共起,则结体行笔,当以古朴是尚,今传汉简及土圭题字可征也。』所论极是。刘熙载《书概》云:『书,如也,如其学,如其才,如其志。总之曰如斯而已。』又云:『书要兼备阴阳二气。大凡沈著屈郁,阴也;奇拔豪达,阳也。』南朝羊欣《采古来能书人名》赞皇象云:『吴人皇象能草,世称「沉着痛快」。』明人丰坊《书诀》也认为:『古人论诗之妙,必曰沉着痛快,惟书亦然。沉着而不痛快,则肥浊而韵不足;痛快而不沉着,则潦草而法度荡然。』吕洪年先生的章草确实是达到了此高度的。

最后值得一提的是《校训章草〈急就章〉》是一册至今也不多见的章草研习的好教材。该书为了方便学习,全部界朱丝格,每页三行宽的写《急就章》的章草,三行窄的则对准所写之章草工整地用带隶味的楷书配写释文。至於每页若需注释,则用隶味较浓的小行书写出。难能可贵的是,作者还特别注明《急就章》用韵的特点和一些韵脚的读音以及一些不易识的字的读音和其字的意思,对於古今字,假藉字、異体字、俗体字都分别有说明或注释。有些字还涉及音形义的分析对比。

《急就章》从古到今为了振兴和发展章草,许多书法家都写过,但似吕洪年先生校训之后,这样进行释字、辨音读和韵脚的还不多见,真是『乌乎!章草行将绝矣,今学草而不及章,不亦数典而忘其祖乎!黾勉斯制,复为之校训者,盖亦不得已耳!』老人家真是用心良苦!


【六】


吕洪年先生的《草书法式五种叙》开门见山就说:『余书《章草〈千字文〉》、《急就章》、《稿诀》、《临怀素千文》、《草诀百韵歌》都五种,统名之曰:《草书法式五种》。能尽习前两种,则章草足用矣。后三种,则今草之典范具焉。』也就是说掌握了前两种——《章草千字文》和《急就章》,对於初习章草者就能解决大问题。值得注意的是当今的许多习书者追风的很多,倾向严重,不重视基本功夫的训练,有的只『钻研』行书,因为这是热门货;有的习隶书直接从简书入手,因为这样纔时髦;有的即使写篆书,也只是所谓支离破碎的『草篆』,认为秦篆板滞;有的甚至一入门就练大草,因为大草是草书中最能表现性情的,既然草书是书法艺术中最富於艺术表现的,那么大草就是书法艺术中最顶尖的了……退一万步讲,当然我们首先要肯定他们的行动,不管动机如何,能够练字本身确实是一件好事。不过练字能讲方法,能讲科学就更好。书法艺术的训练与科学研究是完全一样的,没有捷径可走,要讲究方法,要善於总结前人的经验教训,要一步一个脚印,这纔是真正的捷径。

姜夔在《续书谱》中指出:『大凡学草书,先当取法张芝、皇象、索靖章草等,则结体平正,下笔有源。然后仿王右军,申之以变化,鼓之以奇崛。若泛学诸家,则字有工拙,笔多失误,当连者反断,当断者反续,不识向背,不知起止,不悟转换,随意用笔,任笔赋形,失误颠错,反为新奇,自大令以来,已如此矣,况今世哉!』

赵宧光《寒山帚谈》也认为:『昔人云:能草不能真,无本之学。余因而进之曰:真不知篆,草不知章,隶不知古而妄作妄议,皆盲儿也。』又云:『学章草书多入粗俗险怪诸恶道。然草书之所必由也。作草祖章,便无苦气。挑剔最忌苦气,稍用章法,此病自远。』

古人论及习草书,普遍都主张必须先习章草,章草练好,再进入今草的领域,这样就不会走弯路。一般说来研习书法艺术,不管是楷书、隶书,还是篆书、行书都需要能背写,在当今还要加上繁体字的训练。对习章草的来讲,也不能例外,章草也必须背。正如吕洪年先生所言:『盖胸中不先熟一、两千字之使转,则下笔不足以挥洒无碍。』其所言『熟』一、两千字,就是要背熟一、两千字,不背熟,怎能掌握字的使转?怎么能流畅?怎么能大气磅礡?为了便於背诵章草字,但《急就章》『文古而其字又不经见於世用』,於是吕洪年先生『因刺取赵书六体中之章草千文为一册,庶几习章草者,言之急就,足以用矣。』但是他认为赵孟頫的章草千文写得不好,他批评:『赵氏抗心希古,成此千文,已非易易,然其用笔使转,多失古意,故余今之所拟,师其结构使转,而不师其笔法。』此册《章草千字文》结体谨严,用笔蕴藉,使转自如,气息高古,成于1982年,晚《校训章草〈急就章〉》十年。

笔者以为如果认认真真地研习吕洪年先生的这两册习章草的资料,三、五年之后是肯定获益匪浅。

吕洪年先生的《草书法式五种》中的后三种是为有章草基础的书法艺术研习者直接进入今草领域而提供的,也极有学习与参考的价值。

《临写〈稿诀〉》是吕洪年先生临写王世镗的《稿诀集字(並书)》。王世镗(1868—1933)字鲁生,自号积铁子、积铁老人,祖籍天津。治经史,善词章,绝意科第,甚好新学,与谭嗣同相问讯。平生治学严谨,精研书法。后至陕南,见汉魏巖刻石,广採博览。他於章草书法用功尤深,积三十年不倦。著名书法家于右任十分推崇他的书法,并邀他至南京,尽出其所藏,供他研究。他法古求新,将汉晋竹木简牍书法会通变化融入自己的作品。于右任誉其为:『古之张芝,今之索靖,三百年来,世无与並。』1924年王世镗先生辑百衲本,兼收章草和今草,集字而成《稿诀》(又称《稿诀集字》)。《稿诀》是草字诀,是从《急就章》、《十七帖》、《智永千字文》、《书谱》、《三希堂法帖》、《草字滙》等二十种有关草书字帖中选辑而成,共计一千五百余字,编成韵语,有注解释文,以此说明笔法的源流、字体变化和篆、隶、章、今的关係等。注释是当时由汉中九位书法爱好者用楷、行、隶三体分别书写。王世镗先生的初刻手书《增改草诀歌》拓本就曾有人诡称明人所书,印售高价,可见水平之高。

吕洪年先生在《临写〈稿诀〉叙》中对王世镗先生推崇备至,他说:『复及读王君之书,乃知随意摹写,究不明草法使转之由,亦不知章、今之变,任意挥驰,积久鲜有不坠讹谬者。』而且还强调:『余得此书之力,而愔其流传之不广,故临写而传之,庶扬王君之芳烈。』《临写〈稿诀〉》对《稿诀》中的正文和释文的纰谬进行了改正,並另加按语。对於习草书,王世镗先生认为:『约而言之,初学宜章,既成宜今。今喜牵连,章贵区别;今喜流畅,章贵顿挫;今喜放宕,章贵谨饬;今喜风标,章贵骨格;今喜姿势,章贵严重;今喜难作,章贵易识。今喜天然,天然必出於功夫,功夫必不失天然。』又云:『今出於章,习今而不知章,是无规矩而求方圆,未见其可也。』可见,吕洪年先生《临写〈稿诀〉》是经过了深思熟虑的,是为习章草者日后习今草提供了极好的研习临本。

『若夫崇章无今,则专谨而少生韵;崇今无章,殆难高雅。两者融通,则雍容大雅,神恬笔畅,继唐贤之轨则,摘二王之精英。』这是吕洪年先生的精论,发前人之所未发,使人为之振奋,耳目一新。

章今结合是吕洪年先生对当代书法艺术界的草书学习和创作实践提出並展开的一条崭新的行之有效的途径。如果说研习《稿诀》是章今结合研习的起步和尝试,那么对於《过录怀素〈小草千文〉》就是章今结合研习的昇化和直接的碰撞。

选帖要看版本,吕洪年先生对此非常注重,所以他的《过录怀素〈小草千文〉引》一开始就论其版本:『《怀素小草千文》传世者凡三本:一明人姚公绶藏,世称千金帖者;一清僧六舟藏;其一余未之见。姚本真跡已流入日本,姚所刻榻本世亦不多见。余所见皆影印本,所藏为影照拓本。僧六舟刻,余曾藏其初拓本。六舟本字较大於姚本,笔意放恣。姚本字若蚕豆简淡蕴藉,实胜六舟本。』所论极是。怀素为唐代狂草大家,小草也写得非常的好,其书千文达数十种,当今所得见的有四种:『小字贞元本』、『小字大曆本』、『绿天庵本』、『西安本』。其中以『小字贞元本』为最佳,因明姚公绶曾评此帖『一字值千金』,所以该帖又称《千金帖》。此帖为绢本,凡84行,1045字,为怀素晚年所书。全帖平淡古雅,不癲不狂,不急不燥,清新高逸,中规中矩,用笔谨严,达到了人书俱老,炉火纯青的境界。所以明莫如忠在《崇兰馆集》中认为:『怀素绢本千字文真跡,其点画变态,意匠纵横,初若漫不经思,而动遵型范,契合化工,有不可名其妙者。』由此看来吕洪年先生选『小字贞元本』(《千金帖》)对临一通,然后加释义和注释,作为章今结合的范本之一,非常合理:

其一,依据的怀素『小字贞元本』评价很高,又是墨跡本影印,字跡清晰;

其二,吕洪年先生的临本稍加放大,在忠於原帖的基础上,又融入章草的笔法和笔趣,不仅笔力沉着,而且笔势飞动,既有今草的牵丝、悬针,又有章草的内部使转和点画;

其三,临本在注释中对今草、章草一些常用字的不同草法进行了对比;对汉字中楷体不同的字而在草体中写法近似的进行了对比说明。

总之吕洪年先生的《过录〈怀素小草千文〉》应是一种章今结合实践的很切实用的范本。

《草诀百韵歌》为北宋无名氏撰,是以歌诀形式来介绍草书的结构,以便习草者记忆,并非明人韩道亨所撰(韩只是书写一通)。原本有一百二十韵,凡四百一十字。后宋人采真子改编为一百五十二句,两句一韵,五言,凡七百六十字。现存最早的版本为元代至顺年间刻南宋陈元靓《事林广记》刊本。明万曆十二年(1584)御製殿本又将之增编为二百一十二句,凡一千零六十字本。万曆间宗室朱敬鎰盖有删节改编本。后世所编草诀,多不出是编之范畴,影响至今。吕洪年先生评此书认为:『歌括之作,肇於医方,本不可以言文,而作者思滞,比拟牵强成句,遂於草法转有所失。』但是他又指出:『然歌中时存古字古义,盖亦有所承授,固非率尔之作也。且传世悠远,初学便习,殆未可轻废。』(《写定草诀百韵歌引》)将传统的今草编成的《草诀百韵歌》用章草写成,不仅有利於对章草的草法的正确掌握,而且便於记诵。章草因为笔画省减的原因,使有些字形原来根本不同的字有时可能造成形似的现象,这样在书写或练习时必须谨慎,不能马虎。否则,差之毫厘则失之千里。在书写时宜从细微处区别字形,如『天』字、『与』字、『足』字等的相似;如『熏』字与『爱』字;『诗』字与『侍』字等的混写。又如学习章草、今草都应熟悉偏旁部首的来历,要重视『假藉符』的研究和积累,『白』字、『日』字、『田』字、『目』字等偏旁部首在草书中就都使用一个『日字符』,如果在书写时易发生混淆,则可以写它本来的偏旁。……这情况《草诀百韵歌》能够为研习者提供方便,而且《草书法式五种》中的其他四种也能为我们解决相当多的问题。

对於章今结合,吕洪年先生不仅以《草书法式五种》奉献给了后学者,而且为了继承和发扬光大中华民族引以为骄傲的书法艺术,为了继承和发扬光大西方艺术家都十分崇拜的草书艺术,他为此身体力行地奋斗了几十年,並实践创作了数百幅佳作流传於世,可谓生命不息,奋斗不止。

吕洪年先生的书法创作非常讲究,使用的笔是当时产於苏州的豹狼毫,纸是陈年玉版宣,墨是清代的上等徽墨,砚是明代端石抄手砚。但他的房屋空间非常一般,是临街的一间铺面,地面是三合土,写字用的桌子是一张清代传下来的八仙桌。写字之前是喝茶,然后抽一支什邡烟叶裹的叶子烟。写字牵纸是师母,因为师母牵纸既熟练又得法。吕洪年先生抽了烟、喝完茶,将两袖一挽,拿起笔,凝神静思,意守丹田,然后以饱满的豪情写将起来:时迅雷不及掩耳;时和风细雨、小桥流水;时刚健有力,杀字甚安;时婀娜多姿,端庄高古……。

『观洪年先生的章草作品,点画精到,一丝不苟,使转自如,流畅通达,用笔十分娴熟,功力自是精深。』又云:『当我第一次见到这位书家的章草作品时,一股清醇浓酽而又萧散流溢的古雅气息便扑面而来。「端庄杂流丽,刚健含婀娜」,苏东坡的这句论书诗,是我突然之间对其作品风格最好的审美概括。』这是蔡显良先生2003年时初次见到吕洪年先生用章今结合的笔法所书的作品后的感受。

吕洪年先生精研佛学,常用禅宗『棒喝』的方式向乞教者指点迷津,如今成都书法艺术界中六十上下者大多都向他求教问道过。成都博物院书画院院长邓代坤先生的回忆就非常典型:

『忆余青年时,尝持书作谒拜乞教於翁,翁呵斥之后以为可教,遂曰:「学书贵於学,取之要多,不可以孤单,用之要精,不可以芜杂。面对古碑帖,如对古贤语,认真听去,细细体会,便会有日渐之功。而学古之要,首在遵其规矩绳墨,继须尽其曲折变化。又书法要有古意,书无古意便俗,俗态一生,虽工无益,精鎪点画,反见刻削,袅娜百般,愈增庸媚。,余曰:「古意何得?」曰:「古意之得无他,在读书,读书一多,真气上昇,俗气下降,气质自变,供轩冕於胸中,滙万象於腕下,心能与古贤相通时,古意自得矣。汝既喜书,遵之而行,或将有得焉。」』

其实『棒喝』似地传授书法艺术的真谛是非常行之有效的,这是师者考察求教者的极好的认真负责的方式。

据笔者所知,在二十世纪的六、七十年代,与吕洪年先生交往甚密的有:韩文畦、余中英、陈子庄、陈无垢诸先生等,他们有的在书法艺术上,有的在书法与绘画艺术上都取得了非凡的成就。

韩文畦先生(1895—1983),四川内江人,著名学者,民盟政治活动家。早年毕业於四川法政学堂,为其前辈张澜所赏识和荐举。后入南京支那内学院。曾与张闻天、萧楚女、恽代英、邓少琴执教於重庆二女师。参与西康省政府筹建,后任西康省政府委员,兼教育厅长、通志馆馆长。新中国成立后,任川西农林厅副厅长、绵阳专署副专员。1957年被错划为右派,『文革』被打成现行反革命,关押於四川看守所七八年。打倒『四人帮』后,经过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冤假错案被纠正,被增补为省政协常委、省参事室参事,省民盟常委。

韩文畦先生於儒释道,精研诸子百家,佛学以『唯识学』滙通各派,在川渝佛学界影响深远。又精於辞章,擅书法,主张从篆隶入手,融篆、隶於一炉。其章草得其古人高韻,人们赞赏佩服不已。

余中英先生(1898—1983)原名世泽,别名兴公,四川郫县人。早年毕业於四川陆军小学。1925年任刘文辉部第十九旅少将旅长,1932年陞任第三师副师长。后刘文辉战败,遂离职,在家中勤於书画篆刻,拜齐白石为师,齐曾亲自来成都指导。1937年被刘湘委任为第七战区司令长官部副参谋长,随军出川抗战。后曾任成都市市长、西南长官公署副参谋长等职。新中国成立后为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协委员,中国书法家协会四川分会副主席。

陈子庄先生(1913—1970)原名福贵,别号兰园、南原、十二梅花主人、下里巴人、石壶等。重庆永川县人,著名国画家。自幼随父钻研画艺,又拜师习武术。后为军阀王缵绪器重,延为座上客,由此得以求教於齐白石、黄宾虹,又得上睹八大山人、石涛等精蕴。因被石孝先看中武艺、入青帮。1949年协助策动王缵绪起义成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省政协委员。其山水、花鸟画多取材於自然,接近生活,新颖感人。晚年创作丰厚,辞世后名声大噪,在国内外获盛誉。

陈无垢(1901—1990)著名书法家,曾任四川省书法家协会理事。尤擅今草,享誉海内外。

当时,吕洪年先生常同韩文畦先生坐而论道,阐述佛学,展开争论,广博深刻,又切磋书艺,其共同点是从篆隶入手,推崇章草;同余中英先生切磋交流书艺,研讨诗词文章;同陈子庄先生鉴赏书画,谈玄论道,对其生活也时有关照;陈无垢先生佩服其道德、文章、书法,经常论及章今结合的问题……。

可见志士仁人、专家学者长期的有目的的交流也是促成吕洪年先生能取得如此令人瞩目的成就的不可忽视的因素。


【七】


长期执著的追求——以泓扬中华民族的书法艺术为己任的吕洪年先生终於盼来了希望,他无比振奋,他油然为伟大的中华民族而骄傲。

1976年10月6日,中国共产党中央政治局採取果断措施,一举粉碎了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四人帮』反党集团;

1978年党的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召开后,党的组织路线和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得以真正恢复。

邓小平复出。他以顽强坚韧的意志,果敢干练的作风和务实大於理想的革命热情,在他复出后做了两件大事:一是打开国门,把中国引入国际主流社会;二是大力发展经济,让老百姓逐渐地富起来。也就是这两件大事,真正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

小平同志的复出真正改变了中国人民的命运,当然也改变了吕洪年先生个人和全家的命运。他决心尽快将《草书法式五种》完成,他还打算要向小平同志上书谈谈自己对中国书法的看法。

1983年上半年《草书法式五种》完成后,吕洪年先生於4月乘火车直达北京,他住在余中英先生的儿子余鸿彰先生家。在北京住下来没有几天,他就向小平同志呈寄了信一封。信的全文如下:

小平乡(贤)先生阁下仰首:

德施得以老健,睹国家之盛明将渐至小康之世,仆亦不能无感於怀。以故,奋然兴起思有以报国者。窃以中日文化交流,今之所交流者皆非其至大者。日本从古所尊崇者,中国书法耳,尤贵草书也,而时流未足以应之。仆之书在国内固不敢言巨擘,在彼邦似无出仆右者。故不揣其固陋,拟欲至彼邦鬻书,以张皇吾国书道之清妙,足与彼邦老辈相角而不负。然兹事非国家之赞助其何能行?仆今年七十三矣,学书六十年,慨然吾蜀司马相如之言,非常之事固当非常之人行之。出国鬻书在今日实非常之事也,忝在乡人之义,以先生固非常之人也,故敢以相请,今送陈所书数纸,仰祈,明鉴。欲尽所怀心切,瞻仰所望。俞允约时起对。

仆尚书有《草书法式五种》,章今两体之法备于此矣,相晤时当以面陈。

日本於中国书法有《书道全集》之作,究属異邦,取材未臻上乘,况时过数十年。今日吾国之異品瑰宝皆归国家,滙而成书当胜彼万万矣!仆有此怀亦有此能,但非政府之力何从而滙之?吾民族立国数千年,屡遭異族外侮而犹然能屹然立於东土者,盖其民族精神所在也!仆欲撰华夏民族气节一书,  举史事发扬而畅论之,似有裨於今日者。然仆亦老,一人岂能胜任?

先生其有意乎?仆寒士也,不能久留京华,先生欲见则请於近日,过本月廿五日则去矣。

缕陈辞,百一不具,恭请

崇安

吕洪年顿首再拜

(写字则书别号息翁)

仆係四川省文史馆研究员,住家成都,每月补助费无多,不能久留。现住展览路葡萄园,即二里沟东口四门三楼410号余鸿彰(友人之子)家,每日八时半出游,晚六时乃归。

此封给小平同志的信拜读后感慨万分,震动很大:

其一,此封信成於1983年,是一位毫无名气的寒士写给中央领导的,通篇语言平和,陈述不卑不亢,充满着满腔的爱国热情。

其二,为了长中国人志气,提出自己打算到日本卖字,並与日本的老一辈书家比试较量,希望小平同志支持他的行动,並能亲自接见或派人相见,并面陈《草书法式五种》。

其三,认为日本出版的《书道全集》『取材未臻上乘』,且已过时,而我国『異品瑰宝皆归国家』,建议滙集成书,他愿意而且也有能力参与其事。

其四,中华民族立国数千年,虽屡遭異族外侮,但『能屹然立於东土』,是有民族精神的贯穿支撑,他打算撰有关华夏民族气节一书,请领导支持。

一位七十三岁的老人大义凛然,以『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精神,毅然决然地向中央领导同志上书献策,毛遂自荐,在『从心所欲不踰矩』之年有如此爱国主义行动,气贯长虹,直入云霄,这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也是我们四川人骄傲。

此封信从北京展览路葡萄园寄出不久,中央有关领导同志就派了两位工作人员到他的住地看望了吕洪年先生,並告诉他小平同志太忙,他所提出的有关建议已交有关方面处理。……

吕洪年先生是二十世纪一位独有创见的草书大家,他以复兴章草、推崇章今结合为己任,为中国书法艺术创作和书学理论研究开风气之先。他在极其艰苦的环境中主要凭自己的饱学的超常的记忆和矢志不渝的精神全面地继承着中华民族数千年的书法精华,毫不为险恶的政治压力所屈服。在『文革』浩劫的岁月中他视死如归,将自己几十年的书法研习的心得体会以难为常人想象的超人的毅力凝聚在《草书法式五种》之中;

他深深为中华民族既古老而又年轻的五千年文明而骄傲,他深信中华文明是伟大的博大精深的,必须继承,必须发扬光大。

他自幼刻苦努力,好学不倦,造就了自己坚实的广博的学识,深入地走南闯北的经历积累了他对社会的认识。他几十年如一日的书法艺术的研习是在强有力的厚实的国学体系支撑下进行的,並不断地同哲学、史学、文学、文字音韻学、书学、考据鉴赏学等方面长期进行着有机的融会贯通。

他的章今结合的主张其实质就是从篆隶入手,然后进入章草,并与简帛融滙,再进入今草,游刃有余地进行章草与今草的结合。事实证明这样就为草书的发展与创新展示了无比强大的生命力和多种多样的前景。

吕洪年先生生前从未提过创新的主张,他只是倡导要继承传统。他认为书法产生於中国,发展於中国,他深信虽然中国书法在海外特别在日本有着深远影响,但从来不可能超过中国,甚至让国人到他国去学习中国书法。

在黑云压城城欲摧的年代,他忧国忧民,在『四人帮』被打倒,在小平同志复出,中国迎来科学文化的春天时,他手舞足蹈,他大声疾呼,到处奔走,要光大中国的书法艺术,这是何等的精神气慨,这是何等真正的爱国主义精神;

他既崭新而又植根於传统的开风气之先河的书法观念值得我们深思,值得我们全面的总结和继承。

他敢於讲真话,是一则一,句句良言,从不阿谀奉承,文过饰非,从不沽名钓誉,从不指鹿为马、黑白颠倒,他的学风是当前我们书法艺术界必须引进的无价之宝。


                        二零一一年二月三日於锦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