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狂人吕洪年

2016-11-10 17:05:29
唐昌虎

六年前受李维毅先生之邀,我参加了编释洪年先生《草书法式五种》的工作。发现其文字工底非常,书法独特,为人作事有民国知识界之肝胆,脾气甚至于有发疯的一面。同时,这种状态也救了他,让其在动荡时代得以生存。为了这篇小文,我听了其子春焘与其妻李惠仁的回忆,翻检了其遗留下的一些文稿和在文革中揭发材料的底稿,知先生的境况心情,与其叫疯子,不如称狂人。

从他自书的材料知:

青年时期读徐子休大成中学,学理学和经学。

1930年毕业于四川大学中国文学院。在未毕业前任谢汝霖,陈显良家庭教师。

1931年谢汝霖任涪陵县长,又约去作家庭教师。

1932年到同学彭云生办的敬业学院教经学兼高初中语文教师。

1934年任四川省高等法院刑庭推事,兼宋维经家庭教师。

1934年起程到上海教书,由于教员名额聘满,在上海闲住半年,生计无着。

1935年在南京宗兄吕超(国民党上将,时任国府军事参军长职)处当秘书,任参军处一级荐任官,同时与吕超儿女讲学。

1937年到安徽凤阳中学教书。日本侵华,隻身而走。

1938年从凤阳,六安,转宿松。任教安徽第三临时中学,日本人攻下安庆,回成都,任省立资中中学教务主任和代理校长。

1939年任四川省图书馆秘书,实际审阅古书,收购版本以及古书编目,曾任图书馆人员训练班教务。

1941年到省农业改进所任文书股长,后任建设厅下属的四川省外销物质增产委员会秘书。

1942年在外销委主管全川蚕丝、羊毛、桐油的技术指导和种子培养工作。

1943年任成都市政府秘书至1946年,职责核改公文文字,不管理事务不对外。

1947年任梁山县税捐稽征处处长至1949年。

1949年底重庆解放后才回到成都,未参加任何党派和组织。

解放后被安排到成都草堂寺杜甫纪念馆工作,负责审定文物,编写杜甫年谱。

1956年被聘为文史馆馆员。这时期到反右前是知识分子谈天说地的大好时光,高朋满座,为学术论争得面红耳赤,家里碗筷一摆好,又是一场痛饮。据春焘说,每天车水马龙,小孩是上不了席的,连母亲都一样。

反右时期,洪年先生被『计划名额』补报右派,帽子一戴二十多年,他仍按时上班报到,完成工作。

文革时期,惶惶不可终日,担心抄家,揪斗和写检举材料。从他留下的一本『揭发』的底稿中,看到了一个老知识分子的善良和智慧,正直和狂狷,用笔记下的对陈子庄先生真诚的检举。

陈子庄是在同组后我才与他较为熟悉的。我因爱好国画所以更加有往还,我因二儿子与他学画,我未给特殊报酬,我想不能剥削别人劳动,同时他的生活也相当困难,所以他有时同我,有时同陈用和吃饭,他总未给过钱。数年来,文革时起,他只请过一回吃面,有陈用和在座。至于吃我的次数那就太多了,因为他午饭无钱,常常向我说,所以吃饭我总是约他一道。在我这里,也随时借钱,只第一次借了一元是还了的,其余都未还过,我想就作为报酬罢。但是,日子久了,次数多了,我心中还是讨厌他。无法同他疏远,儿子绘画也不去问他了,吃饭时也避免他了,他也(查)觉得,所以最近半年几乎没有往来了。

陈子庄同陈用和是解放前熟识的,我认得陈用和也是他的关係,据他说,解放前陈用和就爱请他吃小馆子,所以在解放后,在我眼中见到的,他午饭无法,不找我便去找陈用和,甚至到陈用和家中去吃。借陈用和的钱,一月总有二三次,从来未还过,陈用和背他的面极骂他,极讨厌他,但是未严格拒绝过他。陈用和曾经向我说过,陈子庄之为人有毒,整起朋友极凶。我想他不得罪陈子庄,或许是这个原因吧!但是我问陈用和数次,他如何整人,害了哪些人,陈用和又说不出来,只说他总是那个性格,我也因此对陈子庄有戒心。

陈用和学习不努力,脑筋昏愦。我常常劝他,他说领导上知道他落伍的。我说落伍就更应该学习。此种话大约他也和陈子庄讲过。69年8、9月份,在工宣队领导学习班的有一次读文件,文件都要读完了,陈用和的书上未翻到。在休息时间,我站在石缸边说,陈用和以后不要如此,要多用心。陈子庄接口说,翻不到书还是拿钱。我一听便气了,便走开了。

陈子庄性情极野,吹牛甚凶。他曾经当过袍哥大爷二次,青帮头子一次,大约是知其许多事实,他与我讲起来前后不符,矛盾甚多,我想多半是吹牛提劲。伪政府内二警察队队长彭彬,他说他也认得,大概是同乡罢,这个组织,或许是特务组织,所以我也未深问他。

陈子庄作风甚坏,吹牛太大,所以国画界的人多厌恶之。有一年,重庆美协召开大会,用头等卧车将陈子庄接去,美协走资派的头目李某,礼之如上宾,但是在当天晚上和第二天就有人将他的情况和李某反映,到第三天李便不理采他了。

据陈子庄谈,反右开始,省文联开会,朱竹修、伍瘦梅等一伙人整他,贴他大字报,画他酗酒的样子。对他批判的第一天,他说,并无酗酒,捣毁某文化单位的事也未说过那些反动话,在批判他时,李亚群部长在隔壁听见会散。据他闻别人说,李亚群与文联负责人说,别人既无此等事,就算了罢。所以第二天他到文联时,大字报与画像通通取消了,他也无事了。

陈子庄在政治上或许是有大问题的,何以故?在文化大革命中期(68年1、2月份),文化宫门口贴了他的大字报和恶劣的形象后,他惊惶万状,生怕别人要打他,关他。他与我说,他要到北京去见周总理。他说解放前周总理在重庆时,他见过多次。毛主席到重庆时他也见过,还送了两册宋版书与毛主席,所以他要去北京申冤,临行之夜不敢回家,是在我家宿的,我还为他饯行吃腊肉。殊不知到第二日下午,他又来到我家,他言到了火车站碰见了兵团一派的某头头,言陈老师不要走,就迁到他们组织内去住,有何人动他一下,自有他们保驾。因此他就不到北京去了,究竟别人捉他的那方面说些什么,他始终未与我说过。

大约68年左右,在一、二年前下午,学习同行回家,陈子庄说在重庆时,特务要暗杀张澜,来与王缵绪计划下手方法,他听见通知张澜,因此张澜才走脱,他也因此为张澜坐牢。我说为什么解放后你不去找张澜呢?他说张澜曾经喊他到北京,他不去。又有一次同行(69春,西胜街),他又说他与章伯钧最好。反右后,章伯钧到成都统战部,还叫他去。陪了章伯钧三天。谈话时都无第二人,我 说,说了些什么?他说,言之太长,以后慢慢讲罢。他始终未讲出,我说你为什么不加入民盟,他说加入了,后来退出的。他的话我听多了,觉得各方面都不实在,造些谣言以图抬高自己的身价。政治骗子大多是瞎吹牛,不见得有这些事,不过造谣而已。

在文化大革命的斗、批、改浪潮中,迫于压力许多人为了自保和表现,说了许多违心的话,干了许多违心的事。也有一些人坚持了情操和良心,不迎合潮流,不害人,不利己,甚至于遭受皮肉之苦和尽绵薄之力救人于水火。洪年之于子庄先生的检举,其一就捡小事说,吃饭赖账,每次不付钱,而仅仅就是一元钱。据春焘回忆,武斗期间,陈子庄在他家躲了8个月,吃住都在他家,连街檐边都不敢去坐,怕红卫兵逮住他。子庄先生家中的子女众多,为了照顾他家中人的生活,洪年先生请了几位家庭条件较好的老友,每月出几元钱,给子庄先生家中送去。其二是捡举一些大家都知道的事,陈子庄是王缵绪的幕僚谁不知晓?其三是说大话,难于考查落实的事,拉大旗作虎皮,甚至扯上了周总理和毛主席。

这封检举信让我们看到了子庄先生文革时期的悲情生活,刻画了一个著名画家的无奈,同时也表现了洪年先生的文人操守和智慧,反映了他们间的真诚和友谊。在那动荡的岁月,作为无党派人士的洪年先生,为照顾老同盟会员刘亚休、召友人幕捐,管理其生活起居,连请医生和购药都管起来,一管10年,至此老百岁去逝。邱祖翦、刘既明、余中英、韩文畦、胡兰畦等先生晚年多病,洪年先生请李仲景,徐庶遥两老中医给他们诊病送药。每个星期约聚,妻善烹调,好饭菜供食。有一张姓老伯,民国大银行家,晚年如乞丐,长期在吕家饮食,并给钱资助,子女不愿,受到他的斥责。

一个人的政治善愿和他的学问,胆识相结合,表现出了对文化的尊敬,对朋友的友爱,对社会前景的美好期待,不顾一切,约束自己和家人,去渡过这个困难的时候,甚至不理解人为什么要整人,害人。他有时骂人,骂那些过火的行为,所以人们叫他吕疯子,正因为这种疯狂的行为也让别人谅解了他,认为他是那种好斗的品性,无党派的背景也成就了他,使他不得受到太多的伤害,而渡过了那个荒唐的岁月。

在吕洪年的求学生活中,徐子休和宋芸子两先生对他的影响很大,在他自己编写的材料中有详细地说明。宋芸子之师王壬秋在经学和诗词的造诣他非常敬仰。1983年北行过湖南,故特地拜问其故居,有诗:

《车经湘潭奉怀王壬秋先生》

(先生号湘绮楼主,有二见其自记)

车过湘潭忆先生,

城楼乡楼想已平。

蜀学原自先生启,

宋(芸子)廖(季平)吴(之英)杨(叔峤)各峥嵘。

井研(廖井研人)公羊传南海,

维新改制               误明廷

杨度谬传帝王学(杨系先生子妇之兄,又受业者),

竟推新莽袁项城(此有本事)。

独有宋吴守空山,

诗经传文尊康成(昔经弟子群尊王氏为郑康成)。

文高八代三唐隽,

学海经神二难併。

更有老儒传故事(此谢无量为余言,湖南一老先生言),

奇计纵横世无征。

愧我及门问琴阁(宋芸子先生别号问琴阁主),

经史辞章皆濩落。

垂死得过郑公乡,

不能絮酒申诚恪


奉怀王湘绮先生的诗表达了对师长们的怀念,对文化传绪的尊重,对维新改革的看法,反对袁世凯的新政,维护经史辞章,表现了对旧制度的依恋,一个旧文化人的思想意识,按照现有的观点解释是维和,是希望社会的稳定和团结,不赞成以革命的暴力破坏社会,推翻政府。反映了民主革命的思想。

1983年到北京,他看到改革开放后的社会变化,他写了一首长诗,表达自己的观感。

故宫行  自注附后

岧峣殿陛矗中天,琉璃万瓦射日圆,六百载来帝王宅,今未禾黍古所难。我自西秦观上国,汉宫唐阙灰烟寒。信如叔宝言居壮,那有千年太子尊。顺来顺去原有数,摄政兴来摄政峻。更有三门榜六字,三朝末帝号相仍。寡妇孤儿得寡妇孤儿,掷有宋亦如此,天道难可赜。问琴数学惜不传,此中冥契难可研。言从北入神武门,景山道隔不相联。入门钦安古木古,明之后苑非御园。从此宫禁无寸木,坊匿狙刺理或然。宫室潭潭九千间,缭以高墉赫色鲜。隍池深且广,若非开门自揖冠,高濬何由得跻攀?具言宫殿式,都凡有三陈,中三殿与后三宫,午门端门天安一道通门门。有楼丽且崇,紫禁城内气象隆。文华武英东西分,东西宫阃难具言。我游三日迷往还,听政常在养心殿,乾清宫石出入便。请言三殿首太和,登极朝会从位班。中和赐宴肆广筵,独有保和丹墀深且广,抡才大典于斯焉。科举平施杜弊严,收得人心三百年。只缘不因时而改,科目制度何尤帝王专。我来延停久流连,茅屋出公卿,有何阶级限?泥云宫室,陈多奇珍,旁人指点非昔年。我亦然,疑旧所见,伦敦所陈化飞烟。珍宝馆中一巨玉,大禹治水穷雕镌。金错画屏如笔写,何无东珠缀朝冠?后乃据记述:捆载万余箱,挥尤得六千,随流海东藏,遗存朝天宫,或今归上方。乌乎,文物流传世运牵,使我徬徨心烦宽,但愿太平大一统,琛宝还故国,我虽耋耄亦当重来再赋第二篇。

自注:

陈后主叔宝降隋,作诗有:不覩皇居壮,焉知天子尊。明得天下于元顺帝,其失天下于李自成也,李国号大顺。

清入关以摄政王秉政,其亡也,亦摄政王。

北京正面城门三道榜,即俗谓匾也。正为正阳门,左为崇文门,右为宣武门。元失国,年号『至正』;明失国,年号『崇祯』;清失国,年号『宣统』。是三朝末帝之号,早定于三门之匾也,岂偶然哉?

赵匡胤欺后周之孤儿寡妇而得天下,其亡也,厓山覆败示寡妇孤儿也。清以寡妇孤儿入关,其亡也,亦寡妇孤儿。

王壬秋先生谓清廷以儿戏亡天下,开二十四史未有之奇,故参用掷字言自摄政王,以至亲贵皆纨袴子。于天下政体掷之而已。

易经分理、气、象、数四家,宋芸子号问琴阁。在张之洞总督两湖时,宋与廖季平皆往,皆张之门生也。张以二人皆非吏才勉其究学,因购讲《左传》书数百部,嘱廖为《左传》长篇。购《易经》书数百部,嘱宋为《易学》长篇。皆丰其供膳,并每人餽七百余金以养家。宋先生因穷究易数之理,推知天下将太平矣,尝言:在座未满四十者,皆可得见矣。当时昔20余岁以今时政府设施言之,固已有太平之兆矣。数学深微,可以前知世间一切,皆有定数,其理不爽。

景山原本与神武门相连,后因筑路隔而为二,遂另名景山公园。观之钦安以至景山,皆系明之后苑,非御花园也。

明之亡也,系太监受李多金开一门而入,史有记载。

吕先生游故宫三日的感想,从故宫三朝以来的变化,历史的因果,说到他愿意看到文物的回归,国家的统一,一个知识分子的理想。他写有长篇的注释,特别他老师宋问琴对他的指教,师祖王壬秋的教诲,深深地影响了他的思想。从文中得知,他相信报应。实际报应也是一种对规律的认识,有唯物的一面也有唯心的一面。我们看到的事实是唯物的一面,解释的关係是唯心的一面,解释的过程是通过唯物的一面探求唯心的一面,这种人一般都是超常的狂人,吕洪年先生还记录了故宫的一些往事,不烦录下以见识先生的学问和知识的全面性,以对照当下文化人的孤陋寡闻,是事而非。

《故宫杂咏》

1.清  吴梅村永和宫词咏崇祯田妃事。

2.世徒知谭鑫培为叫天,不知实为小叫天也。叫天程长庚,示内廷供奉在前,嗟其声调高昂,可以叫天动地。谭鑫培继起,故称小叫天,慈禧极赏悦之。因慈禧之喜听戏也,臣工大小无不学唱京二黄。大学士(即古之宰相)张之万宾寮帽架有宰相帽二顶,清制一戏装,旁人笑言曰:『若上朝勿剧,误戴戏帽,则大笑话矣』!

3.当时亲贵贝勒贝子等不理政事,专以作戏提调为事。若太后听戏更提调其间,以博太后欢心。或有婉问慈禧者曰:『谭鑫培固佳,但总不如状元之可贵也?』太后曰:『状元只须三年便可考得一人,小叫天则几十年亦难得出一个』。

4.殿中正面六大柱镂绘金龙缠绕,盖取《易经》时乘六龙以御天也这义。

5.殿廷狮子气象胜于民间庙中所制,多数皆鎏金。『文物』二字见《左传》,与今义略殊,盖关乎典礼制度。

6.八国联军入北京,进宫廷见对对金缸,欲刮以去,殊知鎏金刮不下也。

7.中国瓷技至乾隆至矣,尽矣,镂空瓶体外间少见。

8.此次所见郎红乃真者,昔年所见皆赝品耳。凡红釉必须黄金珠宝融而为釉。明之宝石红,仅一器有二、三处耳,未若郎红之全身皆红,更加眩烂也。

9.官窑葱翠色最鲜艳,历史文物展览馆所陈一瓶极佳,陶瓷馆数瓶有瓶足,两边二长方形孔,所谓穿也。盖花瓶由军持变来,军持者即今日军人所带水壶,故必须有穿,始能加带子佩带,后因移作花瓶用,故足则无孔矣!

10.凡房屋内承尘平布界如井字施彩画者,乃可云藻井。若交泰殿,养心殿之屋顶皆穹窿多层乃宝盖也,亦佛经中义。骊龙颔下有明珠,此列国时语。


吕洪年之书法

《草书法式五种叙》。吕言『余书《章草千字文》,《急就章》,《稿诀》三种均为章草,《临怀素千文》今草,《草诀百韵歌》原明传本为今草,吕书为今带章带。

吕曰:『章草者,原夫古籀与隶并起,字不相联,使转古质,土圭刻字,则汉章之遗也。据今可见者,呈象《急就》,索靖《月仪帖》,萧子云《出师颂》』。

起源为确论,《出师颂》现定为隋人书,但吕之定为萧子云,比那些定为索靖的时间上要先前多了。上世纪末,此件拍出两千多万元。

吕曰:『元初赵氏子昂书《急就章》,然已  失古意』,古质为章草的技术标准。『元末明初,仲温宋克复起,自此以降,未有以此名家者。民国之初,北京士林有倡导章草者,旋说寂然』。

赵书《急就》平正,带有正书之平和,宋书《急就》之激励,尚缺篆意之使转。民国初倡章草者王世镗尚有古意,当时《稿诀》一书,士林以为明人所书,后证为王书,吕以为王未大发扬,亦有憾,原因为『曲高和寡,不其然欤?』言下之意愿意为之。

吕曰:『乍惊时变,托足无门,其胸中勃然不可没灭之气,一寓之书』。当时所处的社会环境,其一个伪政人员,在文史馆中治书理学,整理旧文化,虽有怨气亦只能如此。因其『习草书久,知张颠、素狂、徐青藤、祝枝山其胜处之由来,于是卅年来,摒弃篆、隶、分、真、专致力于草,涉之既久,而后知草之嶽峙渊渟,高逸超妙,神行气驶,点画生姿,非使气发风可跂也』。吕本身具有的个人条件。转于时变『使气发风』,形象地描绘了当代的草书面目,形态外泄,而不注重内修。他是用三十年的功夫来致力草书,归纳章草的面目为『嶽峙渊渟』。我在他日常杂书中发现考政此四字原件,说明他对草书字符的出渊薮很强调,字的形态必须雄强。

《法式五种》从1970年至1983年,共耗时13年写就,即大部分时间在文革期间,可想象其书写的艰辛困难,到作叙之时已文革结束,人心鼓舞,政策落实,平反昭雪,所以先生曰:『况乎治世康平,心怡神旷,又安有不抒其所得,托契于后生者』。大有天朗气清的味道,说明先生是知恩图报的人。

洪年先生的书法特征在于他认真研究章草的法式,使用篆书笔法的绞转。他把此法用于每一笔画,哪怕是非常短小的线条,因此而显得笔法的生动,从而达到整个字型的生动。如果你仔细研究他长线条的笔画,这种生动性更加明显,在古人和今人的书写中都是独特的。这种笔法的丰富性不但在草书中,而且在正书中表现得更加特别,他的蝇头小楷信手写来,直追晋汉,所以说对先生书法的笔法研究,大有启迪当代书法的学习和传统继承的意义。分析为什么他要重新书写这《法式五种》,除了字词的考订外,重要的还是示范真正章草的笔法,如何熔合在今草的书写以至在正书的使用中。

正因为这种原因,作为狂人的吕先生才想到了要把这《法式五种》献给国家,他藐视日本的书法,想到要到日本去鬻书和打擂。1983年4月他北游京城时,给小平乡贤写信,以73岁高龄和学书60年的经历,『仆怀有此能,但非政府之力,然能屹立于东土』!这种民族精神和不卑不亢的行为使同行睁目结舌。他相信自己的实力,他把书法艺术和自己的学识、人品熔合在一起,感叹曰:『仆欲撰华夏民族气节一书,举史事发扬而畅论之,似有裨于今日者,然仆亦老,一人岂能胜任』?

这要何等的气慨!

吕先生的独特,不只在于书法艺术上,而在于整个人品和学识上。历经多次险恶的政治压力,不畏屈服,有一颗怜悯的善心,忌恨于无事生非,不懂装懂的权威,喜怒斥骂,严格要求学生,在痛苦的年月寄情于书法艺术,示范《法式五种》,给书法界留下了宝贵的材富。

文后,想用吕先生在上世纪60年代的一首诗,来纪奠这位书界的前辈。


《自嘲》

不将姓字浪流传,芒角槎枒意万千。

猛志刑天彭泽壮,高歌斫地杜陵贤。

悲酸徒可供诗料,气性拼难乞酒钱。

拟效蒙庄齐物论,是非双遣乐长年。